马克思主义论文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理论知识，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科学社会主义三个主要部分。马克思主义也是学习生涯的必修课，会经常通过写论文来考核。那你知道马克思主义论文怎么写吗？下面是小编整理的马克思主义论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马克思主义论文1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起始于1978年出版的G.A.科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在这本著作中，科亨，一个有犹太共产主义者家庭背景的加拿大人，试图用分析哲学的方法来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科亨的这种尝试至少对两类人来说是荒谬的，其一，英语国家中黑格尔和阿尔都塞两大阵营里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分子们，他们一致认为牛津和剑桥分析哲学方法既保守又狭隘；其二，分析哲学家们，他们或者认为马克思不具有真正哲学意义上的重要性而对他不屑一顾，或者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学说看作是黑格尔的晦涩主义和幼稚的哲学错误的混合体。然而，科亨确信能够运用普通语言哲学的方法来澄清和说明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理论，并且认为这种方法是对该理论进行真伪评价的必要前提。

在实现其方案的过程中，科亨坚决反对自普列汉诺夫以来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一致认同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在方法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科亨认为，马克思创立了世界历史理论、阶级社会理论和革命理论——这些理论值得认真研究。

科亨研究工作所起的示范作用鼓舞和启发了其他研究者的类似工作，这些研究者大都是(但仅仅是)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学者：例如J.罗默(美国经济学家)、J.埃尔斯特(挪威哲学家)、E.O.赖特(美国社会学家)、范帕里斯(比利时政治哲学家)、普泽沃斯基(波兰政治哲学家)、布伦纳(美国历史学家)和其他一些人。这些思想家组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学派：除了在极少的基本原则上保持一致，他们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激烈的争执。然而，他们至少为自己能够清晰地阐明论点、观点，以及能够采用公开的批评和争论方式而自豪。他们尽量避免使自己沉迷于那些经常被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使用的模糊策略。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称自己的小组为“非胡说的马克思主义”(no-bullshitMarxism)(由于每年会议的日期，该小组正式称为“九月小组”)。这个小组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有一个令人惊奇的特征：一些成员(最明显的是范帕里斯)从未声称过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下文中，首先，我将概述一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第一阶段的有深远意义的贡献：科亨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和罗默的阶级与剥削研究；其次，我将论述与分析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社会科学的哲学和“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称呼是否恰当。最后，我讨论最近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价值的辩护和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详细设计(这种设计比他们最初的计划更远离了左派)。

科亨和历史理论

科亨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中为之辩护的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解释，反对哲学批判主义。其核心内容是他对马克思关于物质属性和社会属性两种区分的坚持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性解释。

科亨的历史唯物主义重建有两大命题：即发展命题和首要性命题。发展命题告诉我们物质生产力具有不断发展的趋势，这里的物质生产力不但包括生产的物质方面而且(最重要地)包括科学技术知识。首要性命题认为社会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由其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明(反之则不成立)。科亨还分析了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性质由社会生产关系来说明。

如果我们把发展命题和首要性命题放在一起，并加以合理的想象——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水平上，不同的社会模式与之相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那么我们就会得到非常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描绘。社会模式像外壳一样地保护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摆脱这些外壳并用新的模式来代替它们。

但是科亨清醒地意识到，由于显而易见的理由，这种传统的历史描绘已受到人们的冷遇，主要原因在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或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强大的反作用)这两个命题之间似乎相互矛盾。由于我们通常认为原因导致结果，因此，在许多分析学派的理论家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是不合逻辑且前后矛盾的。

对这个问题的解答，科亨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运用的是功能性解释。正如生物学家用鸟的空心骨能够使其飞行来解释鸟具有空心骨的事实，马克思主义者也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能够促进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来解释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

科亨援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功能解释引起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内部第一次大争论。J.埃尔斯特在一系列文章中声称如果马克思主义依靠功能性解释，那么对马克思主义而言情况会更加糟糕。原则上埃尔斯特接受三种解释模式：原因解释是物理学的标准解释方式；目的解释涉及到人类个体的信念和欲望，是社会科学的常用解释方式；功能解释在生物学中经常使用。但为了使人能够接受(功能解释)，埃尔斯特认为，功能解释必须用更多的规则和要素组成的“馈环”(feedbackloop)来加强。这种“馈环”可以由生物学上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加上孟德尔的遗传学)提供，但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没有发现类似的可行方法。埃尔斯特因此认为，必须放弃这种解释模式(至少是科亨辩护的模式)。

相反，科亨认为依靠功能解释辩护自己的观点是合理的，尽管没有人理解内在的原因(或目的)机制。例如，理性地确信生物趋利性的功能解释在达尔文和孟德尔之前已经补充了解释结构。其他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设法通过勾画一个程序为科亨辩护，这个程序对社会现象所起的作用近似于自然选择对生物现象所起的作用。尤其是贝塔姆(ChristopherBertram)和卡林(AlanCarling)都认为历史上生产关系与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完全适应，可以通过经济压力和军事竞争来获得。

科亨关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其他许多方面也受到抨击，很多人认为他的发展命题没有说服力。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书中，科亨把发展命题建立在处于物质匮乏境地的生产者个人的理性基础之上。在许多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发展命题暗含着超历史的理性解释，这种解释被看作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此后，科亨阐明和发展了他的观点：现在他不仅强调面对物质匮乏处境的个体生产者的技术创造力，而且强调对发展的最优生产关系的理性选择。尽管有益的社会模式能够促进生产发展这种阐释有意义，这种解释在某种程度上与科亨的功能解释相一致，但是事实上行不通。根据科亨的理论，新社会关系的更有效性是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然而这是极为不可能的。

罗默和剥削问题

埃尔斯特对科亨功能解释所作批判的核心部分在社会科学哲学中富有挑战性。埃尔斯特特别赞赏理性选择方法的使用和博弈论的应用。埃尔斯特自己的工作范围仅限于方法论，而把这些方法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是约翰·罗默。在罗默早期的著作《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中，他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采用了非常数学化的新里查德式的重建。在其杰作《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简称《一般理论》)中，他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重建。《一般理论》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对宏观社会现象(如阶级)的描述建立在个人微观动机的基础上，并以这种方式提出整个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课题。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相比，我们可以说这种理论在方法上既是反传统的，同时又是保守的(从其强调阶级方法的重要性而反对其他社会分层方法这一意义上来说)。

《一般理论》的大部分篇幅用于说明马克思的剥削和阶级概念是如何源于标准的新古典经济模型。罗默首先分析马克思的剥削观点：根据这一观点，有没有剥削行为取决于有没有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他同时从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说明了承继关系的作用，即在这样一种经济活动中——所有的人都为自己工作，并只需要用于维持生存的物品。他们只是通过在市场上相互交换其产品而发生相互作用——如果生产者以其所被赋予的不同的劳动力(labourpower)水平开始生产，那么就会出现剥削。这是因为富有的生产者有着更广泛的生产技术选择余地，因此，能够在比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更短的时间里生产出一定量的商品，这些商品能够在市场上交换到相当数量的商品：如果社会生产的产品总量是平均分配的，那么，穷人比富人工作的时间更长。在进一步的例证中，罗默表明：在存在着劳动力市场和最初财富不均等的经济状况下，就会出现阶级；在这方面，信贷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得到的是类似的结果；某些理论如劳动价值理论可以建立，但这是价格的逻辑结果而不是剥削。关于问题的这一方面，罗默在该书中的主要理论术语是他的“阶级—剥削对应理论”，这条原理表明，凡是出卖劳动力的当事人是被剥削者，凡是购买劳动力的当事人是剥削者。当事人是劳动雇佣者还是劳动出卖者由他们最初的财富决定。占有生产手段的不同决定了某人是雇佣劳动力的人还是出卖劳动力的人。因此，剥削关系和阶级关系是密切相关的。然而，当当事人具有不同数量和质量的劳动时，这种关系就将被打破。这就是罗默寻求比劳动理论更“一般”的剥削理论的原因之一。

但是建立一种适用于所有假设的剩余劳动的剥削理论的障碍并不在于从剩余劳动的转化形式这一意义上来定义剥削，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家可以承认这种转化，但是他们否认由此而带来的道德谴责——剥削。这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竞争条件下不存在剥削，因为每个人都能够从交易中有所得。如果人们拒绝交易，而以他们自己的财产进行简单再生产，那么他们的情况将更加糟糕。另一方面，新古典主义承认：经济关系以外的强制，使得某些人依靠他人的劳动而生活(如在封建社会或奴隶社会)，那儿确实存在着剥削。

《一般理论》的进一步成就是提供了一个总体结构，在这个结构中，马克思剥削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和新古典主义所涉及到的剥削问题是一种特殊的情况。如果我们假设一个社会N，那么在这个较大的社会N内的群体S是被剥削的，那它当且仅当：

(1)存在着这样一种选择，这种选择我们假设为是可能的，根据这一选择，群体S的处境会比目前好；

(2)在这种选择下，S的补体，即N-S的群体S′将比目前状况恶化；

(3)S′对S是一种统治(剥削)关系。

条件(3)是一个社会学的条件，使得群体S′阻止这种假设选择的实现，因而导致对S的剥削。罗默声称他需要这个条件，(1)和(2)的不同类型并不包括异常的例子。罗默的模型(1)和(2)可以由经济体中当事人组成的各种群体的联合体来阐释。在一定的联合体中，一个群体有参与该经济联合体的选择，也有退出该经济联合体的选择。如果群体S退出该经济联合体后其成员生活更好，如果它的补体S′在S退出之后处境比原先恶化，那么在这种特殊的联合体中S就是被剥削群体。如果在联合体的规则下，某一群体被定性为是被剥削的，那么必然要求：不但在假设的选择条件下该群体的分配状况会更好，而且其补体会更差。因为在减少规模收益的经济联合体中，联合体的双方在选择情况下会做得更好。相反，如果有增加规模收益为特征的经济，在目前的安排下，两群体也会更好。如果一个群体被认为是被剥削的，那么肯定是有人剥削它。如何界定替代的情况?答案似乎有赖于罗默运用的抽象方法。在实践中，这种替代是通过财产关系得到界定的，即控制生产方式的权利。取代既成关系的选择，使人们能够明白，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平等地获得非人力的生产手段仍然会形成剥削。在一种更抽象的水平上，问题就不那么清晰了。我们通过一个特征函数来说明游戏：定义特征函数V，对于每个群体S都有一个退出收益V(s)与之对应。罗默写道：“函数V可以界定这种情况：如某些观察家认为，若各群体选择游离于社会之外，那将是对他们的一种公正的安排。”但他接着说：“当然，存在着有意思但愚蠢的界定函数V的方式：我们的任务是界定特定函数使其囊括清楚明了的和有历史说服力的剥削类型。”

马克思主义者从不认为社会秩序能够被任意推翻。相反，如马克思所说的：“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这必定会给通过假设的替代情况来验证剥削的理论制造一些麻烦。罗默解决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假设一个群体从经济联合体中退出后，其激励结构保持不变。这时如果这个群体改善了自己的处境而它的补体处境恶化，那么可以说这个群体在退出前遭受着“社会必要”剥削。

在罗默看来，有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必要剥削：动力机制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剥削和静态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剥削。如果一个群体在退出后不能保持起成员的激励结构，其结果是情况直接恶化，那么这个群体所受的剥削是静态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剥削。如果一个群体在退出后开始有所改善，但很快因为可能缺乏技术革新的激励而落后于以前——尽管群体仍如以前一样努力工作，那么这个群体所受的剥削是动力机制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剥削。

在《一般理论》中，罗默的阶级—剥削对应理论是他的两个最令人吃惊和印象深刻的研究成果之一。这个原理表明剥削地位和阶级状况是系统相关的。当我们讨论联合体而不是阶级时，这种系统的联系便会消失。在罗默的《一般理论》中，对于那些能够从经济体中退出的群体可以进行任意的界定。如果我们乐意，我们可以把所有挑选的个体归入一个群体，在特定的游戏规则下，验证这个群体是否被剥削。起初，这种灵活性可能是一种优点，但更多的例子说明各种问题都有可能出现。例如，一个由所有工人和最富有的资本家组成的群体，如果该群体带着可转让财产的平均资本份额退出经济体，那么这个群体可能会证明被剥削。通过以特定方式划定界线，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所有当事人都是某些剥削群体和某些被剥削群体的成员。实际上，现在有很多理由认为以这种方法不能起到界定作用。游戏中的联合体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是在其成员的利益上联合起来追求共同的目标。因此，通过寻找共同利益对人们进行群体归类的方法是明智的。罗默著作中所假设的共同利益概念，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是用阶级概念来表达的，界定阶级的方法是根据当事人是劳动力雇佣者还是劳动力出卖者(实际由他们所拥有的生产手段来决定)。尽管实际上罗默的群体概念似乎是以马克思理论为基础的，但是这里没有任何理由说明为什么我们要在剩余价值劳动理论的框架之外去把握这种群体划分方法，以此来解释剥削问题，罗默的分析框架超出了马克思的理论框架。

不管人们如何吹毛求疵地批评和反对罗默重新阐释马克思的阶级和剥削理论的做法，不容置疑地是，它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所取得的最有突破性的和最有创造力的成就之一。社会学家赖特在他的著作《阶级》中，运用罗默的“一般理论”对建立在被当事人群体支配的不同类型的财产(劳动力、资本所有权、技能、信用)基础上的现代社会阶级结构进行了截面(cross-cutting)分析。在一种新的更严密的框架下，赖特的分析具有表达准确的优势。在阿尔都塞的方法论内，他首先仔细研究的“相互矛盾的阶级位置”的问题。但如大量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一样，这个表明马克思主义者身份的问题又再次被提出。罗默和赖特都曾非常典型地表明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的方法和解释却深刻地表明他们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确实，一旦这种分析的方法由罗默的规范结构转化为驾驭社会学的结构，就非常像韦伯以市场上不同集团剥削特定财产为基础的分析，而不是像马克思那样基于剩余价值掠夺而引起的冲突分析。

如果说科亨和罗默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做出了重要的、并且具有创造性的贡献，那么我们也不能忽略普泽沃斯基的贡献。他的贡献在于他是惟一的真正试图研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社会学的学者。他的研究集中于社会主义政党在议会民主制中寻求政治权力的窘境。他认为这些政党为了他们所代表的大多数选民的合理性追求降低了作为政治组织轴线的阶级的重要性，这样，这些政党就开始远离他们的核心选民。无论对普泽沃斯基观点的评价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社会学中，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分析试图通过意识形态解释政治变革的本质：按一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工人们往往被错误的意识所左右或被国家机器的意识形态所统治。普泽沃斯基能够用工人阶级追求自身利益来进行解释。

理性选择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如果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有让作为对手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敌意甚至怀疑的地方，那就是许多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运用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理性人的社会交往模型。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认为所有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结构在原则上只有以个人行为的方式才是可以理解的；理性人模型用经济理论制定包含假设的欲望和信念的个人行为模型。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反对结构主义或整体论所持有的观点：将社会基本单位解释为预先占有或决定个人选择的如国家、阶级或生产方式这样的超个人实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个人主义观点和方法论(技巧)的信念有时候与“Ronbinsonades”反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中的猛烈抨击相似。这些观点清楚地表明：第一类观点关心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在社会科学的哲学体系中是否正确和理性人模式是不是一种恰当的分析工具的问题；第二类观点关心这些观点和方法是否能与冠之以“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相容的问题。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指出大量马克思所采用的例子，这些例子看起来非常像理性选择模型。例如，《资本论》中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解释就是一个通过个人理性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导致整体状况变差的经典例子。马克思讨论国家的一种方式表明，国家扮演着帮助资产阶级制服集体行为的角色：工厂立法一般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但资本家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趋向于损害工人们的身体健康。不但有这种分析的例子，而且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还作出了关于马克思方法的详细论述。这些论述表明，在原则上，它支持个人主义理性选择方法的应用。比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说的“什么是社会，其形式究竟是什么?人们相互交往行为的产物”。但那些敌意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人很快就指出，理性选择分析方法，被认为提供了这样一个情景，人们在这一情景下进行选择和考虑，并且正是社会的这些结构特征，是马克思主义解释的核心。换句话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经常列举什么是最需要解释的。伍德特别热衷于坚持这一观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例举了被马克思本人矛盾使用的理性选择例子：即资本家的行为，这是所有能够进行这类解释的情景：即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的社会关系，这本身需要解释。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问题的答复是个体的行为及其发生的情景都需要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是解释社会形式起源的理论，甚至先于个人主义的解释取得了一些进展。然而科亨的历史唯物主义重建在理性选择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问题上毫无起色。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罗伯特·布伦纳的研究工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性选择解释资本主义转变的范例(卡林做了一些使科亨的观点与布伦纳的观点相容的有趣的工作)。

但问题仍然存在：马克思主义者们(或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应不应该赞成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如果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作为霍布斯的观点，认为社会现象可解释为个人的信念和欲望，这些信念和欲望对于社会来说是不可排除的，那么这种观点显然是荒谬的。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辩护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一种更温和的观点：完美的社会科学的解释应该表明任何宏观现象都产生于个人的行为(并不否认那些个人具有在社会中形成的欲望和信念)。这种观点可以看作否认自发的宏观现象，而不只是纯粹的个人主义。许多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都意识到：总之，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错误地解释了正确的观点。虽然坚持研究社会事件需要个人主义基础是正确的，社会科学仍然研究社会类型。这些社会类型能够通过具有不同信仰、动机的个人的不同结合分别地得到实现，因此个人主义的还原主义方法并不能够解释这些类型。

无论如何，理性选择问题应当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问题中独立出来进行解决。这将可能是一个不带有理性选择理论成分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问题。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寻求双轨迹的策略：在现实中，他们通过罗默和普泽沃斯基的理性选择工具的成功运用，演示了马克思方案的主要特点可以由新古典经济学技巧的机智应用来阐明；在哲学上，他们“内部地”批判了理性选择方法论——这就是说他们不是从手中抛弃它，而是在对其保持同情的同时指出它的缺陷和缺点。埃尔斯特在这里走到了前列：他考虑到卡勒曼(Kahneman)和特维斯基(Tversky)的心理学发现和西蒙(HerbertSimon)提出的可选择的行为模型，通过理性选择理论把富有攻击性的反整体论和面对困难时的敏锐意识结合起来了。转向规范化

由于科亨、罗默、普泽沃斯基的创造性贡献，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学派，开始分化。这是其主要成员继续进行的非常有意思的工作。首先我们来看看科亨：自《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之后，科亨已经在多篇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两本著作，并开始了对约翰·罗尔斯著作的批判。这些著作的第一本是《历史、劳动和自由》，它主要是《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书的继续以及对该书批评的答复。第二本是《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这是一本标准的政治哲学著作，这本著作主要是与美国自由主义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进行商榷。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中，诺齐克对某种假设的最低限度的国家(aminimalstate)和自由市场经济进行了道德论证。在科亨看来，这种假设被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普遍加以接受。尤其是，科亨认为“自我所有”的思想潜在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剥削现象直觉认识的背后(工人被剥削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所生产的成果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因此，这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因为他们最根本的假设形成于一个争论的基础，而这一基础不仅能够为共产主义、同样能够为市场和私有体制辩护。柯亨由此走向了否定自我所有原则，并且开始欣赏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观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但是，由于罗尔斯理论允许在正义社会结构中动机起一定的决定作用，柯亨近来的工作使得他对罗尔斯的欣赏日益变为不满。也许其悖论在于，这体现为他对罗尔斯整个理论结构中最“马克思主义”方面的抛弃：即罗尔斯在这一方法中所强调的社会结构对于个人的生活前景起决定作用的观点。

这儿不能够考察科亨思想演变的所有细节，重要的是强调科亨思想演变的主要构成是其哲学注意力从一系列问题到另一系列问题的转变，而不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核心的根本改变。写到这里，最重要的是指出：科亨现在关注的不是专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或政治学问题，而是澄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献身背后的核心价值问题。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无悔的事业。然而，核心价值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词汇中表面上是难以确定的。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伦理学问题在历史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受压抑的方面(那种不敢道出的爱)，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马克思本人)经常否认他们献身革命事业是建立在任何道德价值基础之上；第二，科亨的注意力集中于政治哲学的规范化问题(特别是正义问题)，与此同时，他消除了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理论之间的所有方法论的障碍。这就意味着在这场包括所有政治派别的分析的政治哲学家的广泛争论中，他现在是一个参与者了。在这个领域内，现在要清楚地说谁属于社会主义者谁属于平等自由主义者是不可能的。这些思想阵营是混乱的和相互渗透的。

在范帕里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进一步证明这种相互渗透性的证据。范帕里斯是“九月小组”的一员，但却从未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卡尔·马克思恰恰是影响其著作的最重要的一个人。在范帕里斯对社会科学哲学开始感兴趣以后，在此期间他用进化论解释社会科学，并以研究“基本收入”这个主题而著名。在与荷兰政治学家罗伯特·范德维尔合写的名为《通向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的论文中，他拒绝接受左派应当追求“社会主义”——即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低级阶级”——目标的思想。更确切地说，他认为物质产品的丰富，这个实现真正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能够由资本主义(一种市场和私人财产的体制)来实现。资本主义由普遍性基金(universalgrants)或“基本收入”构成。每个人(或许是所有成年人)无论其是否进入劳动力市场都应该获得独立的无条件的补助金。这种基本收入能够把人们从为了满足自己的基本物质需要而被迫受雇佣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同把人们从被迫的工作状态下解放出来一样，它同样能够在这样一个时代满足社会正义的要求，在这样一个时代，拥有一份工作就是拥有一份稀有的资源，这对于其他人被排除在外的人来说是一种特权。在随后一系列论文和一本重要的书《全体人的真正自由》中，范帕里斯提出了许多具有挑战性的观点来支持“普遍的基本收入”。

再者，无论范帕里斯的建议具有什么样的优势，我们看得出“九月小组”的成员现在仍与马克思的事业有非常大的差距。“基本收入”的观点并未局限于政治左翼，甚至一些新自由主义创始人也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提出了与其协调的相关思想。例如，在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和自由》中，我们知道他提倡“消极收入税”。不要惊奇，范帕里斯的建议要比弗里德曼的建议更激进。但在一种重要的意义上，他们有着相同的基础：正确的社会政策能被自由民主的国家采纳。如果有一种解放工人阶级的政策，那么这不是工人阶级自身的成就，而是议会精英们和政府行政部门的成就。

与范帕里斯相似，罗默现在也已游离于看似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思想很长一段距离了。在20世纪90年代，他已强烈地关注于建立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型。这种“社会主义”经济与迄今具有这个称号的事物有很大的不同。罗默认同这种观点：高效的富有活力的经济需要自由市场和政治民主相结合。尽管献身于平等主义，他也明白在可预见的未来，对劳动力市场的收入进行重新分配的希望渺茫。他也拒绝工业公有制的思想，并且对公司的工人所有权问题持不可知论的态度。那么在他的方案中，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呢?他关注于两个事物：资本所有权和投资的政府导向。

罗默认为股市从劳动力市场和消费市场体系的分离具有很大的发挥余地。他构想了一个方案：全体人可以凭借在股市中可以买卖的股份证券(coupon)来掌握资本所有权。每个成年公民都拥有相同数量的证券。一旦持有者死后，证券又归属于公共财产。这些证券不能兑换成现金，人们不能赠送给别人或为其他意图而进行交易。因此这就使工人和穷人没有交易他们资本财产的可能性，也就不会导致所有权集中在一些资本家的手中。所有人都有从资本自然增加的收益中获利的平等机会。除了这种类似于货币的股票外，罗默还建议利用不同的利率鼓励向那些社会需求增长但正常的投资动机不足的部门中投资。

罗默的建议不会被轻易弃之不顾。罗默从事着这种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创造性思考，如果我们要恢复平等和民主的社会方案的话，那么就离不开这种思考。从平等主义公正观点的立场来看，一种允许在劳动力市场中由于拥有稀罕的技术和能力而导致不平等的策略显然是不完善。但罗默至少设想了一种方法——即超越少数资产阶级掌握生产手段的社会方案。然而，他的方案有很多缺陷。第一，非常明显的是，如何激励证券持有人掌握有关证券的必要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的确，许多普通工人早已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收集和利用一些信息来预测赛马或足球队的表现。但是用同样的方法去操纵想象中的数百万股票(keystocks)显然不是那么一回事。第二，鉴于劳动力市场上一再出现的不平等和在这个市场中作为效益最大化运行机制的需要，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市场社会主义的方案将会加剧——在很大程度上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自私主义心理的膨胀。第三，我们完全不清楚如何从目前的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实现这种社会。创立证券市场社会主义的运动，是不可能鼓舞献身和自我牺牲精神的，这是过去工人运动的特征。

结论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起始于一群思想家，这些思想集左派献身于社会主义的目标和用分析哲学和“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工具对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论进行批判性的考察为一体。这种运动刚开始不久，他们进行探索的环境就发生了难以预料的变化。第一，最富戏剧性地是，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及其盟国已经消失，而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表明其充满活力和自信。平等主义的政治目标在各个地方的衰退已经持续了近20年。第二，许多左派思想家在这一时期已经转移了对阶级、不平等和政治秩序的认真思考。相比之下，他们的注意力放在了边缘和并不是很重要的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理论、后结构主义和解构的议事日程上。

无论如何，人们认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从积极的建设性意义上来看取得了进展，这是对他们既没有陷入教条主义又没有成为现存秩序的辩护者的赞扬。实际上他们尝试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工具来与罗尔斯、森以及其他相关的新平等主义的政治哲学进行联合，意图设计出可行的制度来推动社会主义目标的发展。然而，在理论家和受压迫阶级的社会运动之间缺乏联系，这种联系有可能促使他们将其建议付诸于政治实践。他们仍然坚信，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只是暂时现象：20年前的情况完全不同，他们会再继续努力20年。到目前为止，尽管存在挫折，献身于人类平等和民主事业的人们，继续缜密地和创造性地探索通向未来社会的途径。

那些后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在问，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们中的某些人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多少也是一个奇怪的问题。科亨说过《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作为一种解释是与其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和家庭背景密切相关的。这一著作一旦完成以后，他就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对这份遗产进行自由的、创造性的和更具批判性的思考。我们应该看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保留了马克思的平等主义和民主价值理念，但他们正在放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分析的细节、方法和对未来社会的描绘。至于是否仍将保留“马克思主义者”的称谓，这将是一个历史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哲学或政治学问题。

注释：

全文译自DictionaireMarxContemporainPressesUniversitairesdeFrance2001。

①G.A.科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牛津：克兰登出版社，1978)。以下简称《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早期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还包括：波兰经济学家OskarLange、MichalKalecki和意大利的经济学家PieroSraffa。

②九月小组目前(1999)包括：PranabBardhan、SamuelBowles、罗伯特·布伦纳、G.A.科亨、JoshuaCohen、范帕里斯、约翰·罗默、HillelSteiner、范德维尔、E.O.赖特。埃尔斯特和普泽沃斯基于1993年离开了小组。值得一提地是有一些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如AlanCarling，他们从来就不是小组的成员。

③现在有两本研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专著：TomMayer,AnalyticalMarxisim(ThousandOaks:Sage,1994)是一本研究罗默和普泽沃斯基的贡献的著作。MarcusRoberts,AnalyticaiMarxisim:ACritique(London:Verso,1996)是一本有关对科亨论战的研究。约翰·罗默主编的论文选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和TerrellCarver与PaulThomas合编的《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Basingstoke:Macmillan,1995年)，其中包括友好的和敌对的文章。

④尤其是见《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第9章和第10章。

⑤埃尔斯特对科亨的批评请参阅：《科亨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政治研究》，28.1(1980年)；《马克思主义、功能主义和博弈论》，《理论与社会》，11.3(1982年)；在罗默主编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埃尔斯特的《理解马克思》(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中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功能主义和博弈论的进步思考》。

⑥参阅科亨的《功能解释、目的解释和马克思主义》，Inquiry25(1982年)和《答埃尔斯特的“马克思主义、功能主义和博弈论”》，《理论与社会》，11.4(1982年)。也可参阅科亨的《历史、劳动力和自由：来自马克思的主题》(牛津：克兰登出版社，1988年)中所收的论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⑦参阅ChristopherBertram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国际竞争》，《新左翼评论》183(1990年)和AlanCarling的《社会的分裂》(伦敦：Verso,1991)第一部分。

⑧特别参阅AndrewLevine和ErikOlinWright合写的批评文章《合理性和阶级斗争》，《新左翼评论》123(1980年)，以及ErikOlinWrigh、AndrewLevine和ElliottSober合著的《重建中的马克思主义》(伦敦：Verso,1992)一书的第2章。科亨的答复(与WillKymlicka合写)《马克思主义历史概念中的人类本性和社会变化》，《哲学杂志》85(1988年)和《历史、劳动力和自由：来自马克思的主题》的第五章。

⑨约翰·罗默：《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和《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Cambridge,Mass:Harvard,1982)。

⑩见《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第一章。也可参阅约翰·罗默《马克思的剥削与阶级理论的新动向》，《政治与社会》，11(1982年)。

(11)见《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第194-195页。

(12)见《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第195页。

(13)如上。也可参阅约翰·罗默的《剥削、可选择和社会主义》，《经济杂志》92(1982)。

(14)见《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第196页。

(15)如上，第197页。

(16)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

(17)见《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第265-270页。

(18)关于罗默研究方法的一些深层问题，可参阅ChristopherBertram的文章《约翰·罗默一般剥削理论的批判》，《政治研究》，36(1988年)。

(19)(伦敦：Verso,1985年)

(20)特别参阅他的《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和《民主与市场》(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

(21)对普泽沃斯基方法的敏锐批判，可参阅Carver和Thomas合编的《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中DesmondKing和MarkWickham-Jones合写的论文《社会民主与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

(22)参阅埃尔斯特在其著作《理解马克思》中的评论，第45-46页。

(23)如上见Chapter4.1.4。

(24)被普泽沃斯基引用于《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第92页。普泽沃斯基也提到恩格斯在1890年9月致布洛赫的信中把社会看作是个体行为的产物。

(25)参阅Carver和Thomas合编的《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中所收的她的论文《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IstheGameWorththeCandle?》。

(26)参阅AlanCarling的《社会的分裂》的第1-3章。RobertBrenner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起源》，《新左翼评论》104(1977年)；T.H.Alson和C.H.E.Philpin合编的布伦纳之争(TheBrennerDebate)(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和约翰·罗默主编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中RobertBrenner的论文《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

(27)特别参阅Wrigh、Levine和Sober合著的《重建中的马克思主义》第6章。

(28)主要的文章是他的三本书：UlyssesandtheSirens(1979)；SourGrrape(1983);SolomonicJudgements(1989)(均是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特别是SourGrrape，包含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最精彩的有关思想。

(29)(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年)

(30)(NewYork:Basicbooks,1974)

(31)特别参阅他的《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政治哲学》或“WhynozickExercisesSomeMarxi”stsMoreThanHeDoesAnyEgalitarianLiberals’，＜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的第六章。

(32)例如可参阅他的“WheretheActionIs:OntheSiteofDistributiveJustice”，《哲学与公共事务》，26(1997年)。

(33)马克思是否认为资本主义是非正义的问题是大量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文章的主题。NormanGeras在他的《关于马克思和正义的争论》(《新左翼评论》104，1977年)中提供了一种对这些文章有益的研究。

(34)(Totowa,NJ:RowmanandLittlefield,1981)

(35)被收集在他的MarxismRecycled(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3年)一书中。

(36)(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

(37)(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2年)范帕里斯在＜全体人的真正自由＞的第57页讨论他的建议与Friedman的建议之间的关系。

(38)这个建议是在其《社会主义的未来》(伦敦：Verso,1994年)一书中提出的，在论文集《平等的股权》(伦敦：Verso，1996年)中进一步讨论。也可参阅PranabK.Bardhan和罗默合编的《市场社会主义：时下之辩》(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

(39)这可能有点言过其实，因为范帕里斯已经使其收入的建议提到世界范围的无政府组织的议事日程上做了大量的研究。

(40)ErikOlinWrigh得出了一个强有力的观点，参见《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反思：与ErikOlinWrigh的一次会谈》，Imprints第2卷第2本(1997年)第116-117页。

(41)参阅他在《历史、劳动力和自由》中第10-11页的评论。

马克思主义论文2

为什么中华民族的崛起与复兴选择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历经了一百多年的探索与发展，来寻求一条可以复强中国的新道路。

一、为什么要革命

1840年6月，清政府下中国被英国炮弹打开了国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鸦片战争”。自此，中国社会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腐朽导致愚昧，愚昧加剧了腐朽。“他们的长腿不能弯曲，因而他们不能奔跑和跳跃，他们碧蓝的眼睛畏惧阳光，甚至在中午不敢睁开”。这一段让人啼笑皆非的话正是当时的人们对西方人的看法。随后的火烧圆明园、甲午战争，还有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一份份不平等条约、条款，赤裸裸的讽刺着大清国士大夫心头虚幻的“上国尊严”。封建主义没落了，这也正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中国是希望革新而不是继续封闭在又一个王朝之中。

于是人们向外寻求一个新的途径，康有为的“戊戌变法”试图用英国的君主立宪来改变中国。但旧制度的愚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仅仅103天后，维新派的改革就被迫终结。

二、为什么要进行武装革命

孙中山说，清政府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

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子免于倾倒吗？于是一个新的声音出现了，那就是——革命。辛亥革命的成功无疑给中国人的思想带来了一次解放。然而，它却是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三、为什么中国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20世纪后，世界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十月革命成功后的苏联正迅速发展，而资本主义世界却遭遇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这使得正在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感到困惑，中国该怎么走下去？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打败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纲领就被旗帜鲜明地提了出来。现实总是曲折的，经历了两次国共合作后，两党的矛盾日益尖锐。可最终共产党取得了胜利，这正是毛泽东所找到了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比起不得民心的蒋介石政府，共产党受到了广大人们群众和一些民主党派的支持，人心向背则国共两党较量的核心。

中国会走上社会主义不是偶然的，而是大势所趋，借用

一句话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标志着1840年以来中国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一历史任务的基本完成，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胜利。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

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我们知道，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有了快速发展，国力有了很大增强，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具备了“用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发展农业，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农业”的基础和条件。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战略目标，实现战略目标的难点是“三农”问题，因此，党和国家在此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没有广大农村的发展和面貌的改变，就没有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已经成为农村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乡镇综合改革，全面清理涉农收费，大力减轻了农民负

担；全面清理锁定并化解了部分村级债务；实行了种粮、农机补贴和退耕还林补贴等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资金转移支付

制度；落实了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步伐加快，“三通”建设已经稳步实施，扶贫济困、医疗救助、养老统筹等正在积极推行之中。所有这些举措，一方面使我区广大农民分享到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另一方面拉开了我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序幕。全党开展的第三批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主题实践活动。紧接着，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了《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是适时的，是符合当前农村工作实际的。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农村建设的时代性

因此，我们要认识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仅是党和

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而且是党和国家交给我们地方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农村基层组织及农民的一项长期的工作任务。还要认识到，没有农村稳定持久地发展，就不可能从整体上消除城乡差别和贫富差距，就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因此只有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才会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工业化进程，使我们的国家更加强盛，国力更加强大，城乡面貌才会发生巨变，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才会蒸蒸日上。

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新农村建设的阶段性与全面性。新农村建设，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也是向下一个更高目标前进的基础和起点。在此意义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是狭隘的“新村”或者“村庄”建设，而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的全面建设。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也不是整齐划一，全面开花的格局。没有经济实力，没有良好的经济和社会人文环境

以及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也不可能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主张阶段论但不唯阶段论，要因地制宜，尊重村民意愿，注重引导，拾遗补缺，加快步伐，以阶段性促全面性，保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健康、稳步进行。

“发展是硬道理”，规划是关键，实施是重点。我区的新农村建设目前规划的重点，依然是经济发展的区域化格

局。“倾力调结构，全面抓发展”是必经之路。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建立新型的农村产业化体系，应当成为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内容。从总体来讲，我们要着力于“修好幸福路，建好致富园，建设新农村，奋力奔小康”的进程。

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航天科技的新发展

相信，在中国乃至全世界，这几天最引人关注的就是中

国神州十号顺利升空的新闻了。载人航天事业体现了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吗可是主义认为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是：物质决定意识，物质的第一性，意识的第二性；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正确的意识指导人们采取正确的行动，对事物的发展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错误的意识指导人们采取错误的行动，对事物的发展起消极的阻碍作用甚至破坏作用。这一基本原理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使主观和客观达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实施中国载人航天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根据世界科技发

展的大趋势，着眼于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和现代化建设大局，在经历了对实际的调查和充分的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基础上果断作出的，是对客观实际的如实反映，是完全正确的。坚持从实际出发确保了神舟飞船一次次的成功发射和返回。

人生的真正价值在于对社会的贡献。包括航天员在内的中国航天工作者为我国航天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他们来说属于社会价值观的实现：他们得到党、国家和人民的尊重和称赞，对他们来说是自我价值的体现。这些都体现了人生价值是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统一，人生的真正价值在于对社会的贡献。

七、总结

从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成功革命，到今天三农问题的解决与发展，再到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跨越式发展，无一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体现了我国能正确运用这一优秀的、正确的思想，能够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做出适当的调整、发展。我坚信，马克思主义这一优秀思想，将继续引导伟大的中国人民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稳步前进。（应该没记错你的学号吧？）

XXX

2013年6月16日

马克思主义论文3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是变与不变的统一。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含义，关键在于区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分析具体问题得出的具体结论。要做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必须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它是不能停滞不前的。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着、完备着，不断以新的经验、新的知识、新的结论丰富自己。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指导我们不同历史时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就是因为它不是固定不变的教条，而是能够与时俱进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包括两个层次的含义。第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邓小平同志多次讲过：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而是不要马克思主义了；第二，要解放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新的形势、新的问题，得出新的结论。不这样，马克思主义就变成僵死的教条，变成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空洞的词句。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意味着这两方面都坚定不移，毫不含糊。简单说来，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基本含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前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指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不断以新的经验、新的理论丰富自己的历史。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以来，马克思主义一直是适应时代的需要与时俱进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列宁主义阶段。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正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20世纪70年代以后，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了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成功和失误的历史经验，也总结了国际的经验，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邓小平理论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为了胜利完成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始终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的根本保证。“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50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自己，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远保持旺盛生机和充满活力的源泉。

2.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具体表现是不断提出新的观点、新的思想，就是理论创新。但是并不是任何新的观点、新的思想都是对的，并不是任何“创新”都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产物。江泽民指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我们提出新的观点、新的思想时，都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衡量一下，并通过实践加以检验，看它们是不是正确，站得住站不住。在这个过程中，要十分注意处理好一个问题，那就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一切否定和放弃马克思主义的言行都是错误的，都必须坚决反对。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绝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态度，而应采取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态度，坚持一切从发展变化着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不断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科学”。本学期我们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通过学习，我不仅掌握了基本的哲学知识，同时，也为构造自己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找到了正确的方向。让我开始运用哲学的两面性的观点去分析生活中的问题和解决问题，找出共性和个性，处理好共性和个性，从而让自己的目光是全面的，促使自己更快更好的成长起来，并迅速成熟。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发展史上的伟大变革，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学习这门课程对于学习其他课程是一个从宏观角度理解的基础。如果这门课程学习好了，其他课程也就可以融会贯通，举一反三，理解起来就容易多了。我觉得学习这门课程对我最大的益处，不仅在于学习到了理论知识，更多的是让我自己的思想觉悟提高许多，分析和解决生活学习问题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马克思主义论文4

【内容提要】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形成是一个科学发现的过程，这个过程从《莱茵报》时期到1843年10月，包括经验假设、理论论证和经验确证三个阶段。在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形成中，理论知识与经验知识相互交织，逻辑方法与实证方法被同时运用，但文章着重论述了经验知识的重大作用，并强调指出在这一理论形成中马克思运用了实证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马克思/黑格尔/市民社会/国家/逻辑方法/实证方法

【正文】

一

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莱茵报》时期到1843年10月是相对独立的一个阶段。拉宾在他的《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一书中，将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分为三个主要阶段，《莱茵报》时期到1843年10月就是作为第二阶段出现的1。马克思在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为《莱茵报》撰稿，在该报从事编辑工作，后来又担任主编，为该报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因为《莱茵报》被查封而退出该报后，着手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并在这一过程中研究欧洲主要国家近25个世纪的历史和马基雅弗利、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著作，写下了未完成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和《克罗茨纳赫笔记》。笔者认为，马克思思想发展中这一阶段的主题就是创立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理论。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认识环节，决不是马克思单纯运用费尔巴哈的“颠倒法”对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观念的简单的、逻辑的否定。作为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决定性起点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形成，实际上是一项科学发现，它的形成轨迹完全符合科学发现的逻辑，就像自然科学上的任何一项真正的科学发现一样，它也决不仅仅是抽象思辨的产物。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形成看作一个认识过程和各种认识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这不仅可以从马克思的实际思想历程的分析中得到证明（这正是本文第二部分的任务），而且马克思对自己思想历程的回顾也证实了这一结论。

马克思在写于1859年的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2在这一段话中，马克思将问题的提出（即“使我苦恼的疑问”）与问题的解决（即“得出这样一个结果”）联系在一起，这正好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思想阶段。而“苦恼的疑问”实际上就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这在本文后面的分析中将得到证明），马克思在这里对“结果”的表述的实质也就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理论，它是第一次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得出的。这表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形成确实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认识过程，这个认识过程从时间上看就是《莱茵报》时期到1843年10月。

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

的形成作为一个认识过程加以研究，这在过去往往被忽视。表现之一是，孤立地考察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思想发展的各个方面，没有从总体上把这一时期的思想纳入到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加以把握。实际上，《莱茵报》时期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上且被收入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的文章主要有：1.《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2.《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3.《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4.《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5.《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6.《论离婚法草案》；7.《“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8.《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仅从这些文章的标题来看，其中一部分就涉及到法，仔细阅读后发现，国家与法的问题是马克思在整个《莱茵报》时期关注的焦点，而第一篇论文（正是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指出社会利益决定着不同的政治立场）就表明，国家与法和社会利益的关系是国家问题的核心与难点，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苦恼的疑问”。疑问、问题成为马克思努力探索国家与市民社会真实关系的开端。科学始于问题，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项科学发现也不例外，它在马克思“苦恼的疑问”中得到孕育。

在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形成过程中，另一被忽视的环节就是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研究。马克思在“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以后，开始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详细的批判。当这一批判处于高潮之际，即1843年7—8月，马克思开始阅读大量的历史学著作和国家与法的理论著作，写下了厚厚的五大本读书笔记，这就是《克罗茨纳赫笔记》。从这内容来看，这五本笔记主要涉及政治、历史，在笔记中被马克思摘录的主要历史论著有：格·亨利希的《法国史》、拉彭贝尔格的《英国史》、约翰·罗素的《英国政府……史》、施米特的《法国史》、卢克莱泰尔的《复辟以来的法国史》、瓦克斯穆特的《革命时代的法国史》、兰齐措勒的《论七月革命的起因、性质和结果》、兰克的《法国史》、林加尔特的《英国史》、盖耶尔的《瑞典史》、蒲菲斯特的《德国史》、路德维希的《最近五十年的历史》、G·朱诺弗的《继承权的原则和法国与英国的贵族》以及美国史等。此外还包括马基雅弗利的《论国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政治理论著作。马克思写下的“主题索引”表明他曾经专门对笔记进行过整理和思考。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主题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克罗茨纳赫笔记》不仅从时间上看处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写作过程之中，而且从内容上看它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主题相同，其内容是紧紧围绕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而展开的，《克罗茨纳赫笔记》的批语直接被运用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行文中，这些充分说明《克罗茨纳赫笔记》是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形成中的重要一环。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重要的理论研究和思想演进过程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关注。”[3]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理论是标志着唯物史观开始诞生的第一原理，它在唯物史观的形成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首先，它规定了马克思在此之后的思想发展方向和研究的重点。既然市民社会成为了国家的决定性基础，要理解国家就得先了解市民社会，而解剖市民社会就应该研究政治经济学，这就是马克思从研究哲学、历史转向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内在思想动因。其次，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理论还以萌芽形态内在地包含了整个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得到首次充分的阐述和展开。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在唯物史观形成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我们重视研究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到1843年10月这一段思想历程的根本原因。

二

《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基本上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在他的思想中还占据统治地位，它构成马克思研究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问题的理论起点。这一理性国家观的内容到底是什么？这是我们探索马克思思想历程时首先必须弄明白的。

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理论前提和逻辑结论主要是：1.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是以客观唯心主义作为哲学前提的。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理性、普遍性、绝对观念是第一性的，由它产生和决定个别和现实世界，现实世界从属于绝对理念。2.黑格尔认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这里的“决定”是逻辑上的，具体到他的《法哲学原理》一书中，这种“决定”是由“正反合”的辩证结构来从其理论上得到论证的。黑格尔认为社会伦理理念包含了三个环节，即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在这里，家庭（正）代表普遍性，是直接的伦理精神，市民社会（反）则代表特殊性，而国家（合）就

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按照黑格尔的哲学，正反合三者中，合是真理，是大全，是根据，所以国家就成为家庭和市民社会的“真实基础”和“最高权力”，是它们的目的，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只是达到国家的中介，作为有限性领域，它们是必须被扬弃的。3.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这就是说，国家是绝对观念的体现，它在本质上是精神性的东西。而在黑格尔的哲学中，绝对观念、理性等又是和普遍性、整体性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国家是普遍利益的代表。而作为国家制度一个方面的法律，自然也就成为普遍理性和普遍利益的代表。4.独立的个人利益构成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的核心要素。在这种整体国家观中，个人潜在地是普遍，而国家作为现实的普遍，它是个人的真正的自我的客观化、现实化，个人利益、个人的本质规定都依存于国家并从属于国家，国家是个人追求的普遍目的。而追求私人目的的活动，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导致普遍目的的实现。这样，个人利益对国家的服从，从本质上说也就是服从自己本身。可见，黑格尔的国家观主要是从伦理、法律、逻辑的角度来说明问题的，而不是从社会、经济、历史的视角出发解释真实的国家，这样难免用主观臆想的联系（在黑格尔这里以客观理念的形式出现）来代替客观真实的历史联系。

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到1843年10月这一阶段中，对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由赞同到批判，这一批判的过程同时也就是马克思发现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过程。这个批判与创建的过程涉及到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方方面面，包括其理论前提与逻辑结论等，它大致包括以下三个环节。

（一）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经验假设

《莱茵报》时期，国家与法一直是马克思关注的一个焦点，这在第一部分已经指出。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发现了经验事实与黑格尔理性国家观之间的矛盾。理论上，这时的马克思作为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对理性国家观是基本肯定的。他在为《莱茵报》写的第一篇文章中说：“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4这完全是黑格尔对法律的看法。而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马克思在批判神权政治后肯定了黑格尔的国家观：黑格尔哲学“是根据整体的思想而构成自己对国家的看法。它认为国家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在这个机构里，必须实现法律的、伦理的、政治的自由，同时，个别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也就是服从自己本身理性的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4实际上，这种对国家和法的认识正是来源于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一书。

但马克思在对经验事实的实证分析中，却处处看到了与上述理论认识相反的现象。如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的第一篇文章，在对普鲁士书报检查令的条文作了具体分析后指出：“在检查法中，自由却是被惩罚者。检查法是对自由表示怀疑的法律。”4这与黑格尔关于法律的本质是自由的观点正好相反。黑格尔认为立法部门是普遍利益的代表者，实际情形又如何呢？马克思以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为个案，用长达近46页的篇幅，对在省议会辩论中的诸侯等级代表、贵族代表、城市代表、乡代表、报告人就一些法律条文的争论作了详细的、入木三分的解剖分析，马克思在论文行将结束时写道：“我们的全部叙述指出，省议会是怎样把行政当局、行政机构、被告的生命、国家的思想、罪行和惩罚降低到私人利益的物质手段的水平。”4这实际上是对黑格尔国家观关于国家与私人利益关系的否定：（1）林木占有者（市民社会中的个人）不择手段、肆无忌惮地追求个人利益，它是以牺牲穷人利益甚至迫害穷人为代价的，它并没有导致普遍利益的增长；（2）国家（指省议会等）并没有成为普遍理性、普遍利益的代表者，而是成为林木占有者手中的工具。对此马克思写道：自私的逻辑“使国家权威变成林木占有者的奴仆。整个国家制度和各种行政机构的作用都应该脱离常规，都应该沦为林木占有者的工具；林木占有者的利益应该成为左右整个机构的灵魂。一切国家机关都应成为林木占有者的耳、目、手、足，为林木占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4当国家为林木占有者服务时，它对穷人（森林条例违反者）的利益却不闻不问，任其遭受侵害。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马克思同样指出了国家不顾贫苦农民（葡萄酒酿造者）利益的事实。这样的国家怎么能说是普遍利益的代表者呢？倒不如说，国家是私人利益的工具。实际上，这正是马克思从经验认识中得出的结论，这一结论实际上也表明，物质利益与国家之间，是前者决定后者，而不是后者决定前者，即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是经验事实所表明的。但由于马克思这时在理论上依然坚持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对这一事实现象便作出了与其本质相反的解释，认为这一现象是国家理念的异化，是对国家本质的暂时背离，它终究是要回到其真实本质之中的。理论的强大摧毁了正确的经验假设。可见，科学发现仅有经验认识是不够的。

（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论证

黑格尔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观点的理论前提是客观唯心主义。对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观点的批判，没有对其理论前提的批判就是不完整、不彻底、不成立的。在经验假设阶段，马克思没有得出正确结论就是与其未进行理论前提的批判密切相关的。而在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马克思利用费尔巴哈把被思辨哲学颠倒了的主客体关系重新颠倒过来的方法，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哲学理论前提即理念决定现实进行了批判。

费尔巴哈认为，思维与存在的真正关系是这样，存在是主词，思维是宾词。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而思辨哲学则歪曲了主词（人、存在）与宾词（思维、属性）的相互关系。因此，“我们只要经常将宾词当作主词，将主体当作客体和原则，就是说，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不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5这就是费尔巴哈在批判思辨哲学时所用的颠倒方法。这一颠倒重新确立了唯物主义的权威。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明确指出：“黑格尔在任何地方都把理念当作主体，而把真正的现实的主体……变成了谓语。而事实上发展却总是在谓语方面完成的。”4这就明确指出了黑格尔在国家问题上的客观唯心主义理论前提是错误的。在黑格尔看来，理念、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绝对精神正是由于自身的发展才产生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马克思认为这是黑格尔思想进程的“根本缺陷”。实际上，观念、理念并不是主体，它们是思维的产物，是现实的、真正的主体的属性、谓语、宾词，它们的产生和发展都依赖于现实的主体，而不是相反。正是在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中，马克思确立起了其理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前提，肯定存在决定思维，而不是思维决定存在，将被黑格尔颠倒了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

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错误正在于颠倒了主体与理念的关系。在黑格尔看来，国家是理念发展的产物，是宇宙精神的体现，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观念决定国家的形式和本质，这些观念如抽象的现实性、必然性、实体性等，它们实际上是黑格尔逻辑学中的抽象范畴。这样一来，在黑格尔那里，法哲学就只是逻辑学的补充。黑格尔在这里正是因为其客观唯心主义的理论前提而颠倒现实的国家与国家的理念的关系。事实上，正是现实的国家决定国家的理念，而国家理念是不能决定现实国家的。如此看来，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从理论上就是不能成立的。

在黑格尔法哲学中，社会伦理理念经由家庭、市民社会达到国家，并在国家理念中实现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这其中有一种家庭向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向国家的过渡，这种过渡在黑格尔看来是观念运动的结果。但马克思明确指出：“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4黑格尔在他的正反合的逻辑推演中再一次犯了颠倒现实主体与观念关系的错误，他把具体的现实看作为观念的外化、表现，实际上家庭、市民社会向国家的发展不是观念推动的结果，而是一种客观的现实运动。

黑格尔的国家观念并不能产生和决定家庭与市民社会，国家观念并不是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创造主体。“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4从这里可以看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理论已经得到了初步的理论论证。

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形成的角度看，这个理论已经获得了一定时空范围的经验的支持，并且被奠基于唯物主义哲学的思想前提之上，但这个哲学前提还主要是在理论体系内部通过理论批判建立起来的。而按照此时马克思思想上唯物主义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必然要求，他迫切需要跳出理论的藩篱，走向历史的深处，到客观真实的人类历史经验中去寻找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真实关系——绝不满足于单纯的理论思辨，这正是马克思的深刻之处。理论论证的真实与否还有待历史经验的最终检验。

（三）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经验验证

《克罗茨纳赫笔记》的所有内容都是围绕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相互关系而展开的，其主要内容有三大类：所有制及其结果；阶级与阶级特权；国家与法的产生、形成。实际上，这三类问题从不同的侧面验证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即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当然

，以上的说明还是非常抽象的。我们还是回到《克罗茨纳赫笔记》的具体内容上去，它从三个大的方面证明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

第一，封建社会的历史证明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马克思在了解各个不同国家——法国、英国和瑞士——的历史的时候，研究了封建制度的发展。他仔细研究了封建所有制结构以及这些所有制结构对社会结构和政治设施的影响。马克思通过大量摘记史料说明：土地所有制总是德国自上古以来的政治制度的基础；封建制度就是奠定在地产基础上的等级制；“采邑制”是等级制度的根基，它成为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活的形式；贵族政权的必要前提是地产和长子继承制；领地的所有者组成统治阶级，财富就是封号，等等。另外，马克思考察了封建社会的最重要的阶级、阶层和中间阶层的概况。国王是“王国头号地主”。构成贵族等级的“基础……”的是“俸禄或采邑制度”。马克思通过这些摘录认识到，在封建社会里，正是那些物质生活关系（市民社会）决定了国家，即正是地产、采邑、土地所有制决定了政治上的等级制、长子继承权和统治阶级的统治特权。第二，资产阶级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证明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马克思对林加尔特的书所做的有关英国会议的摘录，几乎全都是关于城市的兴起和资产阶级发展问题的。马克思也根据法国史研究了城市的兴起、资产阶级的产生以及它反对封建主的斗争。他注意到，城市公社的形成，特别在法国，是资产阶级产生和地位提高的结果。他从施米特的《法国史》中摘录了这样一段话：“对城市公社的事务的共同关心把他们彼此联合起来，正是在公社中要处理这些事务并适当地领导这些事务的任务，导致了管理艺术的产生。”这实际是在探寻国家是如何具体地、历史地从市民社会中产生出来的。他摘录了许多有关国家政策是由有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所制约的论述：在英国，“国家制度的许多改革，（其起源）与其说归功于开明的政策，不如说归功于自私自利的打算。”马克思摘录了达律的《威尼斯共和国史》中谈到城市公社中财富成了参加管理的资格证的那段话。通过对有关著作的摘录和研究马克思发现：资产阶级的代议制是私有财产统治的政治表现。马克思于当年9月写于克罗茨纳赫给让·卢格的信中，已经明确地表述了这一思想。

第三，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1.经济因素是引起革命前的冲突的重要原因。马克思详细地援引了波尔多议会对国王占有加龙河和多多尔涅河河口的冲击土地的决议的抗议书，强调指出下列论据：国王的特殊状违反各种神圣的财产法律……有破坏财产的企图。从这里可以看到，政治的斗争是围绕财产问题展开的。2.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财产问题也是斗争的焦点。马克思摘录了有关1789年8月3日夜间由制宪会议通过的一系列废除封建义务的法律，虽然剥夺了封建贵族的资产，但资产阶级自身的财产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马克思评论说：“这里有很大的矛盾，因为为了一方的被认为不可侵犯的财产，要拿另一方的财产来作牺牲。”资产阶级的政权是为维护其阶级利益服务的，这一点已经非常明显。3.在有关复辟时期的材料中，马克思摘录了兰克的《历史政治杂志》。在这里，马克思清楚地看到，在1789—1793年革命时期，法国在所有制形式方面发生的变化非常深刻，以致使波旁王朝无法完全恢复旧制度。可见，财产关系的变化对政治设施的影响是巨大的。

以上的分析表明，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认真摘录分析研究了人类历史经验，这些历史经验，从空间上说，涉及到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瑞典、波兰等欧洲的主要国家以及美国，从时间上说，从公元前600年到19世纪30年代，前后近2500年。在如此广泛的时空范围内，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论点都得到了检验和证明。从此，这一观点由假设变成了科学原理。

三

（一）在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形成过程中，理论知识与经验知识交织并存，要高度重视经验知识在理论形成中的作用

从本文第二部分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形成中充满了经验认识与理论认识的矛盾斗争，是二者由对立走向统一的过程。这里经验知识主要指两方面，一是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获得的社会实践知识，这是直接的经验知识；二是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时期通过研究世界历史所获得的历史知识，这是间接的经验知识。理论知识也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黑格尔哲学，尤其是黑格尔法哲学；二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形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认识过程，其中既有经验与理论的冲突，也有理论与理论之间的矛盾。客观地说，经验知识与理论知识在这个理论形成中的作用是不分伯仲，同等重要的，上文对马克思思想历史的剖析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但由于我国学术界以前受苏联本世纪30年代马

克思主义形成三阶段论的影响，侧重于研究马克思思想形成中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和作用，即侧重于研究理论知识的作用，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经验知识对唯物史观形成的重大意义。有鉴于此，笔者在此着重论述经验认识在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形成的重要作用。

1.经验知识的直接作用

这个直接作用就是建立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经验假说和使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理论得到验证，这已经在本文的第二部分作了具体的论述。科学哲学认为，经验假设与经验验证在一个科学理论的形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经验假设，从理论批判的角度看，这是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反例，是马克思理论批判的突破口；从理论形成的角度看，它是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源泉，理论最终根源于现实经验，唯物史观从一开始就表明了这一点。理论的创新发展离不开现实社会生活，今天依然如此。而《克罗茨纳赫笔记》的验证作用对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形成来说则是关键的、根本性的。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之前，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虽然经历了经验假设和理论论证两个阶段，但在总体上，这一思想还停留在理论思辨的层次上，依然还是一个理论假设。而在经过了欧洲主要国家近25个世纪的历史经验验证之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就不再只是一种思想认识的成果，而且还是人类历史本身客观真实的必然联系，是一种客观历史规律。正确反映了这一历史规律的理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理论由此就成为科学的理论。马克思的思想历程清楚地表明研究、发现历史规律，离不开对丰富翔实的历史经验本身的研究，而且这一研究也不能用理论思辨来代替。

2.经验知识及在此基础上生长出的社会唯物主义思想奠定了马克思接受费尔巴哈哲学的内在思想基础，同时也决定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态度

马克思为什么能实现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直接地看，是马克思运用费尔巴哈所提供的颠倒法对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观点进行颠倒的结果，但这里还是有问题：作为黑格尔主义者的马克思为什么能够接受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的方法并用来对自己所信奉的理论进行批判呢？这还得从马克思思想的内在发展中寻找答案。

《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一方面其思想理论基础从整体上看是黑格尔主义的，另一方面，通过实际参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社会现实来分析法律条文的实际社会生活内涵，以及对当时现实社会生活的调查研究，马克思的社会经验知识日益丰富。在此基础之上，作为唯心主义者的马克思，其思想上的唯物主义因素在逐步成长，而且从一开始，马克思思想上的唯物主义就不是自然唯物主义，而是社会唯物主义。如在这一时期早些时候，马克思从社会现实生活中发现了国家和法对物质利益的依赖性，而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马克思认识社会问题的唯物主义倾向得到了明确的表述4。在这里，马克思明确地反对社会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即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社会现象，而鲜明地主张用唯物主义方法来研究社会，即用社会的客观关系来解释活动，并且认为这种社会关系就像自然规律（化学规律）一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可以看作是唯物史观中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的萌芽。

正是这种在关注社会问题、研究社会现象（马克思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哲学与现实的结合）中生长出的社会历史观方面的唯物主义因素，一方面奠定了马克思接受费尔巴哈哲学的思想基础，没有这一内在思想基础，马克思是不会受到费尔巴哈影响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早在1842年初就已出版，但正如不少学者指出的，《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还没有接受费尔巴哈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决定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态度，即肯定之中有否定，接受之中有批判。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是唯物主义，认为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相反。而马克思在自己对社会的研究中也发现，思维、意志等不是最终的决定因素，它们本身是被决定的东西，这使得马克思能够接受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原则。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一种自然唯物主义，当它上升到社会历史领域之中时就重新陷入了唯心主义，而社会历史问题正是马克思关注的焦点，由于这，马克思又不满意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1843年3月13日，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写道：“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6马克思的理论创造活动是紧密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斗争实际进行的，而费尔巴哈的哲学则远离社会现实，这当然会引起马克思的不满。例如，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强调关于“爱”的哲学，费尔巴哈认为，把所有个人联系到一起的就是“爱”，爱使人类组成一个整体，因而把人提升到类存在物，同时，爱也使

有限的个人具有了无限的意义。但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却很少看到“爱”，他更多地看到的是林木占有者对捡枯枝者的贫苦人民的迫害，看到的是普鲁士政府对摩塞尔河畔葡萄酒酿造者求助呼声的压制，爱的哲学在这里没有任何现实的基础。这怎能不使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抱怀疑与批判的态度呢？

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在考察了国家产生发展的真实历史经验后指出：“因此，当黑格尔把国家观念的因素变成主语，而把国家存在的旧形式变成谓语时——可是，在历史真实中，情况恰恰相反：国家观念总是国家存在的［旧］形式的谓语——他实际上只是道出了时代的共同精神，道出了时代的政治神学”7。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明确指出了现实决定观念的唯物主义原则。这一事实再次表明，马克思的社会唯物主义思想是直接奠基于真实历史经验基础之上的，是直接来源于历史经验，而绝不是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理论的简单接受。

3.经验知识是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认识论根据之一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开始了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论批判，但批判黑格尔哲学并非始自马克思，这是不争的事实。青年黑格尔学派的许多人物，如大卫·施特劳斯、布鲁诺·鲍威尔、费尔巴哈等人都曾经批判了黑格尔哲学。马克思的批判不是从宗教或哲学体系入手，而是从法哲学入手，而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实际上主要是以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第三章《国家》为直接批判对象的，这是为什么？马克思为什么没有选择其他的批判对象？这在一般的马哲史研究中似乎不是一个问题。但我认为这个问题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密切相关，因而值得重视。

对于上述问题的全面回答，也许要追溯到马克思在大学时期的思想历程，因为他在大学学的是法律，并且有过构造法哲学体系的尝试，但这已超出本文的讨论范围。在本文关注的思想进程中，我认为，《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于议会及有关政府机构所获得的经验知识，是他能够展开对国家问题的理论批判的重要认识基础。没有这一时期的经验认识作基础，他的理论批判就无法深入下去，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无法进行。所以正是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获得了对现实国家的真切知识并发现了这些知识与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矛盾，才使马克思在着手批判黑格尔哲学时选择了法哲学（国家问题）作为批判对象。

如果将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发表的有关文章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放在一起比较阅读的话，就可以发现这两者在一些具体论题上是基本一致的，在后者以概念形态出现的、立法权、行政权等，在前者之中都有具体的经验形态的存在。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根据经验事实得出的一系列经验知识（经验假设），构成了他对黑格尔法哲学各个环节进行理论批判的重要依据。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既依赖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同时也依赖于这些经验知识，后者是批判得以进行的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因为根据事实对理论作出的批判更有力。《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发现了黑格尔理性国家观与现实国家的矛盾，这一点本文已在第二部分指出，而他本人主编《莱茵报》的实践以及最后《莱茵报》被查封的事实，使马克思认识到现实中的国家根本没有黑格尔所说的那种普遍理性的性质，现实中的国家也没有起到社会调节者的作用。正是这种经验知识使马克思对国家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作了重新理解，并得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而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研究的世界历史经验构成了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直接根据，这在本文前面已经指出。

（二）在创立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过程中，马克思同时运用了逻辑方法与实证方法，应高度重视马克思对实证方法的运用

有人对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的研究方法作了分析探讨，认为青年马克思主要是用哲学方法，从哲学领域来寻找批判现实社会的武器，从逻辑分析的理论高度创立唯物史观，是对唯物史观的逻辑把握。根据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第一原理时所运用的方法，我们认为，这种概括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偏颇的。还有学者虽然认为实证方法是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科学理论的产生、发展共命运的，但却认为唯物史观理论在史学方法论上是侧重于依据逻辑方法取得的。也有的论者认为马克思是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发表后，才开始注重实证方法的运用。这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实际上，在创立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过程中，马克思就同时运用了逻辑方法与实证方法，这两种方法的运用在马克思的研究过程中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鉴于马克思这一时期对逻辑方法的运用已得到普遍认同，而对实证方法的运用则普遍没有得到重视，笔者在下文中将着重指出马克思对实证方法的运用。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在分析普

鲁士国家的各种现实问题时，就经常运用了实证分析的方法。在对国家与法的有关理论问题的研究思考中，马克思都是紧密结合普鲁士国家的社会现实来进行的，将他对众多问题的研究集中起来看，可以说马克思对当时的整个普鲁士国家政治与法的各方面进行了一次实证解剖。这种实证解剖虽然是在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观的指导下进行的，但由于马克思分析问题能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他还是得出了许多正确的且具有长远影响的结论。马克思曾作为编辑向投稿者提出要求：“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说些漂亮话，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8马克思是这样要求别人的，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这种注重实际的研究方法在他发表在《莱茵报》上的一系列文章中得到了体现，他的研究完全是建立在对具体对象的具体分析之上的。

而马克思在接受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影响的同时，也接受了费尔巴哈哲学的方法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使马克思认识到，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应当是感性、经验事实，而不是抽象的概念或普遍的思想原则。可以说，这种把感性和经验事实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的方法比费尔巴哈哲学本身对马克思的影响更为深远，正是由于掌握了这一奠基于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实证方法的精髓，马克思才能超出费尔巴哈，在后者很少涉足的社会历史领域开始了创立唯物史观的伟大工作，直至在表达成熟形态唯物史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还明确指出以经验事实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的方法是唯物史观的科学的研究方法。

正是由于费尔巴哈方法论的要求，使马克思开始研究世界历史，历史是社会领域的经验知识，这一研究的直接成果就是《克罗茨纳赫笔记》。从本文对《克罗茨纳赫笔记》的介绍和有关引证可以看出，它主要是对史料的研究，但这种对具体史料的研究又是围绕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这个理论问题而展开的。这表明，在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问题的研究中，马克思运用了典型的实证研究方法。

通过历史研究和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对实证方法有了更加自觉的认识，这就是，辩证方法必须与实证方法相结合。黑格尔关于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理论在其正反合的三一式逻辑结构中是能得到证明的，但在历史与现实中却是错误的。可见在黑格尔那里“具有哲学意义的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4黑格尔法哲学不过是逻辑学某一章的简单运用。黑格尔不能通过对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领域的具体实证材料进行分析而发掘出该领域的特殊辩证法，这正是黑格尔哲学在国家问题上发生谬误的致命原因。由此也可以看出，辩证法如果不能和实证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它所导致的结论将是空洞和荒谬的。因此，研究问题“不在于像黑格尔所想象的那样到处去寻求逻辑概念的规定，而在于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4只有将辩证方法与实证方法结合起来使用，才能发现客观规律。马克思发现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规律，正是正确运用辩证法与实证方法的结果。

【参考文献】

[1]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M］.北京：三联书店，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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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梅林.马克思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马克思主义论文5

【摘 要】“慕课”的兴起，促进和推动了网络时代教育教学的变革，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教学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利用慕课倡导的先进教学理念，使课堂教学更具实效性。

【关键词】慕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启示

1、慕课的教学理念

加拿大学者 Dave Cormier 和 Bryan Alexander 在 2008 年首先提出了慕课这个名称。 同年 9 月，Connectivismand Connective KnowledgeOnline Course（CCK08）作为第一门真正的慕课课程有该国学者乔治·西蒙斯和斯蒂芬·唐斯开设。慕课的基本特征即“大规模”、“开放”、“共享”，其不同于传统网络课程的关键点在于“自主、协作、交互”。

1.1、开放性的课程设计

慕课课程内容的特点是时间短，一般在半个小时内，主要有微视频构成，这些微视频必须与主题相关，题型设计以交互式的问题为主，对内容掌握情况则通过每一节课的课堂提问和课后测验进行。教师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将课程相关内容上传到网上并免费开放，强调的是资源的共建共享。 与此同时，慕课的课程要素是完整的，包括学习目标、教师、学习活动、作业、学习评价、学习成果证明等。它的优点在于可以让学习者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更加有效地学习。

1.2、非线性式的教学理念

慕课教学理念的关键点在于其对话与协商式的思维引导的教学理念，该教学理念的出发点是对学习者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教师体现的是介质的作用，即引导学习者自己去思考解决问题，与传统填鸭式的知识灌输不同，它更加注重学生自身的知识生成。 慕课所提供的课程学习内容是开放性的、动态性的、多样性的，它所形成的教育空间是新形式的，覆盖面广的。与传统“灌输式”的线性教学方式相比，这种对话与协商式的非线性教学方式更符合时代需要。

1.3、交互性的学习过程

在“慕课”的学习中，每门课程都有交流平台，学习者以小组或在线论坛为媒介进行交流、讨论学习体会，开展同伴互评互助活动等来完成探索式的学习过程。 根据未来教育专家桑新民的观点，学习环境、学习资源、学习主体三大要素是复杂的学习方式变革的主体。 他指出“人”与“技术环境”之间和谐共处关系的体现，需要学习主体与学习环境双向建构，即学习过程应该是交互的。 慕课为学习者自主选择自己喜爱的学习内容以及讲授者提供了可能，也就是说慕课的学习过程是交互式的。

2、传统教学中《原理》课教学现状分析

中宣部、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课程，必须始终摆在突出位置，持之以恒、常抓不懈。①《原理》课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四门必修课之一，一直在努力进行改革，改革教学方式、改革考试方式等，取得了可喜的成效，同时，我们也发现，大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强，要想对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取得预期的课堂效果并非易事,传统教学模式下，高校《原理》课存在以下问题：

2.1、学生出勤率低

高校课堂学生的自由度比较大，部分学生会因各种原因不愿意上课，极个别学生甚至会大半个学期不上课。 教师只能选择点名的方式将学生“强制”留在课堂上。但效果不好，会出现代答到，花钱租人代上课的现象，学生即使来到课堂也非自愿，教师点完名之后，有的学生就会找机会溜走。

2.2、课堂气氛沉闷

课堂上玩手机、看闲书、打瞌睡等现象较多，即使教师提醒学生注意课堂纪律，个别学生依然我行我素。 即使教师有意识的针对某方面内容设置一些互动环节，利用多媒体教学，响应的学生也很少，课堂气氛沉闷。

2.3、内容认同感不强

有的学生上课认真，考试成绩优秀，但他们学习的目的只是为了考试，为了课程能得到优，是为了学习而学习。对课上的理论并没有产生心灵上的共鸣，因此，不能将所学理论知识转化为自己价值观的支撑，不能将所学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

3、“慕课”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教学的启示

“慕课”的兴起为《原理》课的变革提供了可操作性，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将“原理”与“慕课”结合起来达到教育目的。

3.1、实体教学和网上教学相结合

传统的教学模式，从教师的课堂讲授到学生的课后学习，主要是通过实体教学进行的，慕课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新的模式，就是在原有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网上教学，做到实体教学与网上教学相结合。即将以满堂灌为主的课堂教学转变为学习课件、观看视频、作业练习、进行测试和课堂面对面、在线讨论等环节组成的教学模式。

我们可以借鉴“慕课”的经验，将以往依靠逻辑关系串联起来的教学内容以拆化成一个个独立存在的知识点，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不会出现不学前面的就不理解后面知识的情况。这些知识点可以通过课堂实录，实地拍摄，演讲式、采访式、录屏式等微视频形式将纯粹的理论概念变得形象生动，学生可以在课前自主学习这些视频，教师也可以将这些视频作为加深学生课堂印象或进行课堂总结的材料。在《原理》课上， 微视频可以采取的形式有很多， 比如，“十分钟了解商品二因素”、“五分钟理解认识与实践”等，通过这样形象化、生动化的表达方式让学生可以更好更快地接受并消化理论知识。 与此同时，还可以采取一定的奖励措施，例如通过观看视频，答对相关问题目后有相应的积分奖励等来激励学习者学习。

课件的学习与观看视频可以同时进行，教师在录制视频的过程中需要制作相应的课件，且视频内容与课件内容相互补充。 学习了课件观看了视频后，学习者必须完成一定量的作业，教师设计的作业要充分体现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原理，根据授课班级学生所学专业的不同进行设置，问题要与学生联系密切，且能够考察学生的知识迁移和应用能力。 比如，“根据大学生专业学习的实际，说明唯物辩证法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这样的作业类型。

现在的大学生更愿意在网上与老师和同学讨论，“慕课”恰好满足了学习者的这一要求，不仅给了师生之间更多的讨论空间，同时也给了学生相互讨论的空间。 在慕课的教学理念，教师为学生答疑解惑可以通过数字化的网络空间进行，学习者也可以通过网络空间交流彼此的学习经验，分享各自的观点。 学生最终考核成绩包括在网络上的讨论与发言，有了这样一个可以不用面对面进行交流的平台，有了分数的激励，学生的发言会积极很多，也更愿意阐述自己的观点看法。 同时，可以在这种交互平台上开设讨论社区，学生可以在社区看到自己的学习进度和其他同学的学习进度以及完成作业的情况，这样可以督促学生积极学习。

3.2、理论课堂和实践课堂相结合

大学校园生活丰富多彩， 大学生也有较多的时间来参加实践活动。以我校为例，《原理》课的课程安排在大二，大二的学生褪去了大一的迷茫与懵懂，又没有找工作的忧虑，相对来说，有更多的.时间来参加一些实践活动，大学开展有大量的学术报告和讲座，学生平时选择听的报告大多是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但如果课程的考核方式要求学生需要听一些与课程相关的讲座， 开始的时候或许学生会是被动去听，时间久了，耳濡目染，可以达到拓宽学生思路，丰富知识的效果。

现在的《原理》课也有实践教学这一部分，但主要以学生自主完成为主，以论文形式来展现实践结果，不可避免就出现了个别学生敷衍了事，从网络上找与自己实践形式相同的论文来应付，效果并不理想。

因此，应该将实践教学的形式多样化，例如，教师讲到感性认识的时候，可以从理论课堂转换到实践课堂，带领学生走出教室，走向大自然，和学生一起聆听叮咚的泉水，感受凉爽的秋风等。 此外，学习的重要环节还包括学习者之间的交流，例如，小组内的讨论与交流，小组间的辩论赛，演讲比赛等。学习到第二章第二节的时候，可以针对价值观有没有对错之分组织学生分组开展辩论比赛，不仅参与辩论的学生收益，针锋相对、唇枪舌剑的辩论也会让课堂气氛更加活跃，吸引学生的关注，也会使学生更加深刻的理解掌握所学知识。

3.3、纸质教材和电子教材相结合

在信息技术已经深入到每个人每时每刻的生活中的条件下，单一使用传统的纸质教材已不能满足学习者的学习需要和习惯，应为其提供大量的电子教材和阅读材料。原因有二：第一，现在的学生看电脑和看手机的时间远多于看书的时间， 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些信息技术，例如，在课堂上，教师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改良和改良主义的区别是什么？ 让学生利用手中的手机自己去搜索二者的区别，然后用自己的话表述出来；第二，受社会上碎片化生活的影响，高校学生也接受并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学生更愿意在各种场合“抽空”来学习，可以是拿着手机躺在床上，坐在校园里，可以是搭乘交通工具的途中等，学习和工作并不一定是在课堂上。此外，信息时代，知识的更新快，信息的传播快，学生需要采用更为便捷的学习和阅读方式来适应这种快。 这要求教师需要将整体性的知识拆分为单个的知识点，通过 QQ、微信等社交媒体发布，满足学生的需要。

综上所述，在“慕课”已然兴起的当今，纯灌输理论的传统课堂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课堂应是学生与教师交流、解惑的平台，更应是学生展示学习成果的地方。《原理》课利用慕课倡导的教学理念进行改革，终将实现其教学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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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论文6

无论透过马克思哲学本身的语境，还是透过后现代有关马克思哲学评述的语境，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指向都会为我们深刻地感受。理解了马克思哲学的这一向度，才能明白马克思无论是在谈自然还是谈社会、谈经济还是谈政治、谈历史还是谈现实、谈科学还是谈艺术，一刻也没有忘怀对人本质的哲学提问，即对人的生存处境和命运发展的深切眷恋和关注。正是如此，马克思没有让自己的哲学停留在形而上学的“抽象王国”里，而是让它径直遭遇人的现实存在，并且以自己特有的运思深入到历史的人的生命活动的坎陷和人的历史的歧出，揭示了人的现实生存境遇，展望了人的理想生存样态，从而锻造出了自己哲学的新形态——生存论哲学。

一、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指向首先是通过他对传统哲学的解构而表征的

海德格尔曾就西方哲学史作过这样的总评：整个西方哲学就是柏拉图哲学的展开；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是马克思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颠倒；至此，哲学进入了“终结阶段”。（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第59-6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我们认为，海氏的评价是中肯的。正是马克思完成了颠倒“形而上学”的工作，哲学才由“存在”被遗忘的形而上学的历史转向对现代人之生存境遇的思索的非形而上学的“存在之思”，即使得现代西方哲学包括马克思自己的哲学具有存在论之意义，亦即具有生存论的指向，那么，马克思是如何实现对“形而上学”的颠倒的，其哲学生存论的指向又是如何得以表征的，是我们这里要涉猎的问题。

1.通过对传统哲学的主题转换，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指向得以初步表征。“传统哲学”是相对于“现代哲学”而言的，它是指从古希腊哲学尤其是自柏拉图以降的哲学到19世纪中叶特别是黑格尔哲学这一历史阶段的所有哲学形态，包括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从根本上说，传统哲学是“形而上学”，即关于超验存在之本性的学问，它力图从一种“终极存在”、“初始本原”中去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本性以及人的本质和行为依据。

应当指出的是，对世界以理性的方式从总体上去把握，这本身是哲学的特征，但问题的关键是传统哲学把它们探讨的“本体”或“本原”抽象化了，以致在它们那里（包括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不仅“物质”或“精神”成了“抽象的存在”、“抽象的实体”，而且人也成了一种抽象的存在物，人的主体性完全失落了。

对于传统哲学只关注宇宙本体、注目上苍的“绝对”或“抽象的实体”，而忘却对人类世界即现实人的生活世界的关怀，马克思有相当清楚的认识。所以，当他在哲学研究的初始，便毅然决然地举起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大旗，并断言：“这种形而上学将永远屈服于现在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9-1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与孔德“拒斥形而上学”有本质的不同，马克思不是把这种“拒斥”局限于经验和知识以及“可证实”的范围，而是在“拒斥”后，把哲学导向关注“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感性世界”、“现存世界”、“人类世界”，并强调哲学应当“把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同上书，第161-162页。）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就“现实世界”、“感性世界”、“现存世界”这类概念有过明确说明和规定，从中我们看到，这一系列概念实质上都指一个东西，即“人类世界”或我们的现实的“生活世界”。针对传统哲学抽象地谈论整个宇宙、“整个世界”，马克思特别谈到对“自然界”的理解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现存世界”当然包括自然界，但这个自然界已不是原生态的自然界，而是“人类学的自然界”。自然界具有“优先地位”，但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或者在人的活动范围之外的自然界，对人类来说是“无”，或者说“是不存在的自然界”。在人类世界里，自然史和人类史“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第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所以在现存世界中，自然与社会相互制约、相互渗透。人类世界是“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的统一。

由此观之，马克思哲学的主题是“人类世界”，它关注的是现实的人及其发展。对马克思哲学来说，“全部的问题都在于使现存的世界革命化”，即以人的发展为坐标来重新安排周围世界，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2.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指向通过他解构传统哲学的必然性观念而得以表征。传统哲学对必然性具有普遍的信念，这一信念在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中世纪表现为神学观念，在近代表现为对理性的迷狂和对“知性科学”的崇拜。毫无疑问，传统哲学的这种对必然性的普遍信念，是造成西方“理智主义”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理智主义”所形成的只能是“知识论谱系”的哲学。在知识论哲学的时代，人的生存和欲求是被抑制的，人的身体和四肢都消失了，人就是大脑，大脑就是人，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对西方传统哲学的这一特征，马克思给予了特别关注和揭示，并在自己的哲学创造活动中，着力地瓦解这种必然性观念的统治。

早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就借用伊壁鸠鲁哲学表白了自己对必然性观念的哲学认识。在分析了伊壁鸠鲁哲学与德谟克利特哲学的差别后，马克思指出，要把这两种自然哲学等同起来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是“截然相反的”。而他们的这种对立和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德谟克利特注重必然性，伊壁鸠鲁注重偶然性。通观《博士论文》我们不难看到，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赞扬，实际上只不过标示着马克思自己对偶然性观念的认同和对必然性观念的反叛。如果说，必然性、命运、天意、决定论是古希腊哲学的基本信念的话，那么，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伊壁鸠鲁的未受重视的“原子偏斜说”的重大理论意义的重新认识和对偶然性哲学原则的高度颂扬，解构了这种传统的、根深蒂固的信念。

同样是针对西方传统哲学这种对必然性的普遍信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近代自然科学的抽象性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特别地谈到“自然科学”问题。由于传统哲学抽象地谈论“整个宇宙”、抽象地理解“物质”和“实体”，所以，在传统哲学那里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被割断，没有真正成为人的生活的基础，倒是具有唯心主义的倾向。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以“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原则理解自然界和人自身，“自然界的属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然的本质”才会可以理解，而建立在这样的“自然界”（人类学的自然界）和“人”（现实的人）的基础上的自然科学才可能成为“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才会成为“人的科学”、“现实的科学”。所以马克思认为：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是同一个说法。

也同样是针对西方传统哲学对必然性的普遍信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知识论”哲学，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历史”时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马克思在这里的意思是说，与所有其他问题比起来，人类生存问题是一个最原始最重大的问题。人类在衣、食、住等方面的需要也就是他的生存或生活的欲望和意志。这种生活上的需要和欲求与人的知识或意识的关系是这样的：前者是第一性的，后者是第二性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

从上述我们可见，针对西方传统哲学对必然性的普遍信念以及由之而来的知识论哲学，马克思不断地以新的哲学精神和哲学态度去瓦解它们，一再强调哲学必须面向人的生活世界，关心人的生存发展。

二、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指向主要体现在他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之中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曾把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一实践哲学的创立，不仅实现了对传统理智形而上学的颠覆，而且也确立了当代哲学的伟大界碑。实践哲学在哲学史上的这种分量，我们认为主要在于它具有哲学本体论的意义和生存论的意义，而从现代哲学看来，这两者又是根本一致的。

1.实践的现代提问方式。认真研读马克思哲学史，我们就会看到，“实践”这一范畴在马克思那里，首先是关于存在与非存在、存在的现实性、自然界和人们现实存在的一个最本质最重要的范畴。然而，实践观的这一本体论意义长期为我们所忽略。所以结果竟是这样：马克思哲学与近代哲学的本质差别被磨平，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也蔽而不明。这种结果，部分地是由于我们对“实践”作了狭隘的理解，部分地是由于我们把这一存在领域让渡给了旧唯物主义。因此，不从现当代哲学出发、不以现当代哲学范式去思考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我们就不可能对实践的哲学本性作出既具有原则高度、又富具体理论内容的阐述，就不可能作出符合马克思本意的结论。

20世纪初，葛兰西率先以实践哲学重新界定了马克思哲学的性质，对改变实践的提问方式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葛兰西认为，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正统派的根本缺陷，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传统唯物主义等同起来，没有看到马克思哲学产生的文化背景和他的创造性与建设性的活动。事实上，马克思是以实践哲学创立了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是一种具有独创性的哲学。这种独创性，按照葛兰西的理解，是指马克思哲学开辟了哲学发展的“新路”，“更新了整个设想哲学本身的方式”。（葛兰西：《实践哲学》，第161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不再使现当代哲学追求那种独立的、自在的和自为的现实，而是面对和研究人们存在于其中的历史的现实，人的具体的、感性的现实。葛兰西通过对实践哲学性质的规定和说明，把马克思哲学从传统哲学研究方式中解放出来，移植到现代哲学的文化土壤之中，实现了马克思哲学的现代提问方式，亦即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本体论的提问方式。

科西克在吸收了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的合理思想的基础上，也直接探究了实践的本体论提问方式。在他看来，实践的本体论提问方式，首先是哲学的提问方式。实践的哲学提问，就是把隐秘于日常生活实践的各种特殊方式中的实践的本质揭示出来。而实践的本质就是人类的存在，是人的秘密的揭露。其次，实践的本体提问是对人的存在的整体提问。在科西克看来，对人的存在的整体提问中主要包括劳动要素和生存要素，其中生存问题又是重要的。最后，科西克还谈到实践本体提问的认识论问题。

葛兰西和科西克的研究成果当然不能囊括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全部内容，但却为我们立足当代哲学的高度发掘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现代价值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他们共同说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具有存在论的意义（生存论的指向）。

2.偶然世界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本体世界。对于理解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内涵来说，偶然世界始终是一个必经的环节。

偶然性之所以成为与人的生活相关的存在原则和思维原则，成为一种新的哲学精神，就在于它经历了哲学本体论的过滤。这种哲学本体论的过滤，是现代哲学发展的产物，是对巴门尼德“存在”学说解构的结果。马克思之所以被看成是“终结形而上学”的奠基人，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在马克思哲学中，偶然世界是其哲学的本体世界。

如同我们知道的，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一个中心议题就是：实践哲学与偶然世界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之所以称赞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原因就在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设定了原子的“偏斜运动”，并通过这一设定把偶然性提升到人的生活的存在原则与思维原则的高度，从而确立起哲学的本体世界。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哲学的意义不在实证科学上而在哲学上。正是伊壁鸠鲁哲学的这一内容和态度，马克思指出：偏斜表述了原子的真正的灵魂、抽象个体性的概念。在这里，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哲学的结论，与其说是对伊壁鸠鲁哲学的解释，毋宁说是马克思自己对哲学的研究对象、哲学的研究方式所作的一次彻底清理，是力图把实证科学的内容和思维方式排除于哲学之外所作的一次理论尝试。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还特别地就伊壁鸠鲁哲学的形而上学特征作了概括，而这一概括又特别地关乎到对“实践”概念的理解。可以说，马克思的概括就是对人的感性世界，亦即人的实践进行本体论的抽象。正是基于这一概括，马克思对实践哲学作出了一系列规定。在那些规定中，马克思试图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即：哲学的实践不论采取多么抽象化的形式，都是与人的感性世界相联系的，实践的世界是人的感性世界、生活世界。尽管上述这些思想在论文中只是粗略地被规定，但将偶然世界视为哲学的本体世界的哲学理论格局已定，在以后的哲学创造活动中，马克思所做的努力是将这一理论格局发展完善。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偶然世界视为自己实践哲学的本体世界的思路。例如，在谈到人们的存在问题时，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说：费尔巴哈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因而他“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这里，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实践”——感性的活动或对象性的活动——乃是人的现实的存在或现实的人的存在，亦即哲学的实践是关乎着偶然世界的。感性的活动乃是人的存在本身，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再如，马克思谈到自然界的存在问题时，也特别地讲到这种自然界的现实的存在是关乎人的感性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说：“……抽象的、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感性的活动”乃是“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马克思哲学的世界实际上就是“现存的感性世界”，或曰偶然世界，而把这个世界当作感性的活动或对象性活动本身来理解时，这样一个世界也就成为马克思实践本体论的世界，亦即偶然世界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本体论的世界。

3.实践哲学本质上是人的生存哲学。当马克思把自己哲学的世界规定为“偶然世界”（人类世界、感性世界、现存世界、现实世界）时，当他从“实践”——感性的活动或对象性活动去理解这个世界时，现实存在的人也就成了他哲学关注的焦点。如果一般地说，哲学是关于存在的学问，那么，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就是关于“现实的人”的存在学问。正是如此，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才超出传统哲学的界限并使其哲学理论展开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发展的科学”。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从本体论上指证着“实践”——这一标志着人的存在方式的概念。马克思认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而人的意识是在实践中生成、实现和确证的。“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6页。）

从整个《巴黎手稿》对人的本质的实践追问来看，马克思不仅一般地肯定实践是人的本体存在，而且还进一步探究了人的存在的本体性质。马克思通过分析动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的本质区别，揭示了人的“感性活动”是与人的价值创造、人的本质、人的自由的实现相联系的。通过这一分析，马克思完成了实践哲学的理论化，亦即：一方面，以人的本质规定实践的本体，把实践归结为人的本体存在，从而将实践提升为哲学的理论范畴；另一方面，通过探究实践的哲学本性来确定人的本体的性质，从而揭示出实践本体论的深层内涵。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以“感性—对象性的活动”原则获得了关于“现实的人”的本体论的哲学解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为自己的实践哲学作了关于“现实的人”的生存论的展示。马克思指出：“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我们认为，马克思这一对自己历史观的概括，表明了马克思对人的生存境域的整体揭示，以及对这一整体境域中人的各种生存样式的相互关系和作用的描述。按照马克思的思路，人的整体生存境域中有这样几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生存样式：一是人的最基本生存样式。马克思主要通过对“生产力”、“交往形式”及“生产方式”的论述而展示的。二是人的政治生存样式。马克思主要通过对“市民社会”及其基础上的“国家”、“法”的分析而实现的。三是人的观念生存样式。马克思主要通过对“意识”及“意识形态”的考察和分析来揭示的。

总之，在马克思那里，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感性的自然界”对人说来直接就是人的感性（这是同一个说法），直接就是另一个对他说来感性地存在着的人。社会是实践的展开形式，是人自己通过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存在方式。人本质上也是实践的，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自己也就怎样，而他是什么样的，同他的生产活动是一致的。一切观念形态都是人们现实生活的反映，本质上体现着人自身的生存状态。

三、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指向也表现在他哲学的批判向度和价值取向上

从马克思对哲学史的反思中我们看到，马克思是通过哲学的批判来解答时代课题的。在马克思一系列哲学批判中，最能凸现其哲学生存论指向的主要是他的关于“异化劳动”学说和关于“拜物教”的批判理论。通过这些批判，马克思同时也展示了自己哲学的价值取向。

1.关于“异化劳动”学说。异化劳动学说是马克思《巴黎手稿》中最富特色的重大理论成果，在整个马克思哲学理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之所以如此评价，我们认为，主要基于以下两点：第一，因为正是在这里，马克思通过对国民经济学前提的追问，即通过对私有财产人学本质的追问，实质地导向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从而引发了一场哲学本体论上的伟大变革，即使得其哲学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羁绊，通向现象学的人学，成为对人的生存论本质的探讨。第二，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批判的解释学理论，作为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否定和超越，作为对具有“世界命运”的“无家可归”状态的“历史之思”，也正是在这里，马克思通过对异化的“体验”，“深入到了历史的本质性的维度中去了”（海德格尔评）。因而“成为我们当今用以恢复自身与存在之间关系的认识方式”（杰姆逊评）。所以，我们认为，无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学说的理论成就从哪个方面来表现，它都凸现着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指向。因为，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最基础性的概念——实践——这一作为人的生存之历史性的概念，正源于异化劳动学说；而作为一种直接遭遇人的现实的历史生存，并且以自己特有的运思深入到历史的人的生命活动的坎陷和人的历史的歧出，揭示了人的历史生存境遇和展望了人的理想生存样态的哲学理论，也主要是通过“异化劳动”学说而得到体现的。在这里，我们重点讨论后一种意义上的异化劳动学说所体现的生存论意义。

对异化问题的探讨，诚如我们了解的，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和国民经济学家不同。如果说，费尔巴哈仅仅只从直观的角度把私有财产理解为一种“感性类本质的异化”的话，那么，马克思则认为，私有财产本源的东西，则是“感性”（活动）本身的异化。如果说，国民经济学家是从抽象的先验原理和虚构的前提出发来理解问题，那么，马克思则是“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通过“走向事情本身”，来揭示被遮蔽在私有财产中的人的本质。在通过对异化劳动现象的层层剥离后，马克思得出了关于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即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人同自己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继而在此基础上初步描述和分析了现实社会的基本方面，即私有财产的现实。通过对异化的“体会”，马克思不仅获得了他对人的“一般本性”的深刻理解，而且同时也获得了对他那个时代的“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的深刻理解。正是马克思从人的“一般本性”与“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的固有联结点上，更加真切地把握到了人的本然价值和这种价值的历史的实现或历史的乖离。马克思的结论是：(1)人的生命为了本身的实现曾经需要私有财产；(2)人的生命现在需要消灭私有财产；(3)自我异化的扬弃跟异化走着同一条道路；(4)共产主义就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只有到了共产主义，人的本性才能得以全面彻底的“复归”，人才能真正地“占有”自己的本质。

2.关于“拜物教”的批判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即现代社会的异化状态的关注始终是马克思哲学理论活动的兴奋点。所以，继《巴黎手稿》提出“异化劳动”学说后，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再度通过历史现象学遭遇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生活，指证了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发生的现实的异化现象。再后，马克思又在《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最普遍的表现形式——“拜物教”现象的批判考察，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被“物”（商品、货币、资本）掩盖起来的人与人的真实关系，再现了这一社会人的历史的生存（“物化”或“异化”）的图景。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后来的经济著作中，形式上好像是在谈纯经济问题，但一刻也没有忘怀对人的本质和人的命运的哲学探问，或者，毋宁说马克思在这里是通过对现实的经济关系的逻辑层面的分析和剥离，来达到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哲学关照。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拜物教”的批判，是从对商品的分析开始的。因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普遍的物的表现形式。在他看来，商品作为产品是简单而又平凡的东西，但产品作为商品却成了一种古怪的东西，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人与物的颠倒的幻觉近似于宗教迷信，所以，称为“商品拜物教”。马克思在对“商品拜物教”分析后，又进一步揭示了货币、资本的拜物教的性质和秘密。

在马克思看来，“拜物教”只会产生这样两种结果：一方面物被主体化；另一方面人被物化。马克思进而指出，这是一种颠倒，一种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现实发生了的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的颠倒。这种主客颠倒的秘密在于“人本身的劳动的异化”。在这种异化过程中，资本家感到“绝对的满足”，而工人感到的是“被奴役”。

对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拜物教”的批判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卢卡奇曾作了正确的解读。他认为，在马克思哲学的物质观中，“物化”是一个核心概念，并在《历史与阶级意识》这一名著中指出：“物化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必然的、直接的现实”。同时，他认为马克思哲学不是坐而论道，不是抽象地谈论“世界统一于物质”这一类旧唯物主义早已谈过的教条，而是通过对物化现象和物化意识的揭露，唤起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从而促使他们以实践的方式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无论如何，我们认为，卢卡奇是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指向和实践功能。

从上述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学说和“拜物教”的批判理论中，我们不难看出，在马克思哲学的批判向度和价值取向上，它凸现着对人的命运的深情关注，在其历史的逻辑的悉心考辨中所逼显的是人的谜底。

马克思哲学是当代哲学。然而，在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我们发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远未得到既具原则高度又富具体内容的深刻阐明。因此，我们认为，只有真正在哲学的范围内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在本体上所实现的伟大变革，并让马克思哲学与当代哲学形成最广泛和不断深入的对话，我们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参见吴晓明：《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载《天津社会科学》，1999(6)。）而作为体现这一哲学的当代性的生存论指向也才会被我们“深刻地感觉”。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断定，海德格尔与马克思在“历史之思”中相遇、马克思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在当代的相遇是“经验的事实”。

［收稿日期］2000-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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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余源培．时代精神的精华[M]．上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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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何萍．生存与评价[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8]俞吾金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马克思主义论文7

［论文关键词］人；马克思；财富；和谐

［论文内容摘要］财富有着十分丰富的人学内涵，在历史规律性语境中，财富是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存在；而在人的主体性语境中，创造财富是人实践活动的主要方式。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人们应树立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财富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而人的实践主要表现为人的劳动。同时，人的劳动结果表现为劳动产品，也称作社会财富。社会财富蕴含着十分丰富的人学意义，它体现着人的主体性及其历史发展。本文力图从财富的人学定义、历史规律与人的主体性、和谐社会等方面勾画出人学语境中马克思财富理论的一个轮廓。

一、“财富”的人学定义

西方经济学家们常用纯粹“物质”的方法定义财富，如乔治·拉姆赛曾将财富界定为“那些为人们所必需的、有用的、适合于他们需要的，而且不是由自然界自发地、无限丰富地提供的物质。”①重农学派认为社会财富就是从土地上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而社会财富的真正源泉就是农业。

马克思认为，财富就是“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②。可见，财富就是具有有用性，从而能满足主体需要的对象或使用价值。马克思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马克思在这里所讨论的，是物质生产过程，财富的承担者是物质产品，因而把物质产品的使用价值看作财富的物质内容。这里所说的使用价值，并不只是指商品的使用价值，还包括非商品的物品的使用价值。马克思还指出，社会财富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他说：“以物的形式存在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既包括肉，又包括书籍。”③马克思对精神财富的具体形式有过细致的阐述，他认为有两类精神产品，即物质产品形式的精神产品和活动形式的精神产品。

二、财富的历史规律喻

历史规律性与人的主体性是辩证统一的，要确证人的主体性离不开对历史规律性的认识，而财富的物质运动必然性体现着历史的规律性，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财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存在。人的自由和自觉的活动不仅是因为活动本身有目的，还因为它有现实的财富作为根据。人们生产和占有的财富，是人的活动所实现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客观化和物化。主体性是相对于自然的限制而言的人的活动的超越性，而人的自觉就是其已经意识到自己活动的意义。历史并不只是由人的自觉活动构成，历史规律的作用也不只是自然实现的，但是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历史规律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我们的活动。马克思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发现历史规律的。在这一阶段，历史规律与社会的财富形成了片面的必然联系。因为人的劳动必然愈来愈依赖财富，而财富又愈来愈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存在，所以财富与劳动更具有某种本质上的同一性，在财富的范围内活动就可能是合规律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财富是历史规律存在的根源，所以，历史规律只能在“财富的社会”中起作用，有什么样的财富存在就有什么样的历史规律起作用。

三、财富的人之主体性意蕴

如果说在历史规律性语境中，财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存在，那么在人的主体性语境中，创造财富就是人的实践活动的方式。马克思认为，就财富与人的实践活动的关系而言,人用劳动来创造财富并不仅仅是为了创造财富本身,而是由此实现其自身的发展；财富不仅是人的实践本质的确证,而且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载体。

1.财富交换使人的需要和才能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一方面，人们在持续的和反复的劳动中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从而不仅满足了人的需要,而且激发了人的新的需要。马克思认为：“社会需要即从社会生产和交换中产生的需要越是表现为必要的,现实财富的发展程度便越高。财富从物质上来看只是需要的多样性。”④另一方面,财富促进了人的才能的全面发展。人的对象化活动不仅仅是为了改变外部世界和获得劳动产品,最根本的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财富就成为人们展示自身能力和确证自身发展的一种方式。换句话说,一个人所创造的财富越多,他的发展就越自由和全面。

2.财富是人对自然力量的主体性地位的确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由自然界长期演化而来,因而人所具有的实践本质力量是一种“自然的”力量。人在改造外部世界的实践中、在创造财富的活动中,促进了人的自然的实践本质力量的充分发展,促进了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本质的生成,进而使得整个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

3.财富是人发挥创造天性的结果。人通过劳动将自然界的事物改造成为劳动产品,这本身是一种创造活动,创造性是人的实践的根本特征。因此，财富作为人创造性劳动的产物,是人的创造天性的发挥。而且，这里的创造不仅仅是一种天性,同时是一种能力。从一定意义上说，一个人的创造能力愈强,他的创造能力就愈强。所以，人们发挥其创造财富的能力,同时也是对其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一种确认和证实。在马克思那里，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这样，马克思的财富理论就内藏着一种更深的生产力本原。

4.马克思财富理论的最终归宿是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是其目的本身,人的财富创造实际上也是人的全面发展。假若说人的实践活动是一种目的和手段相统一的活动,那么财富创造就是一种手段,而人的全面发展则是目的。换句话说,人类创造财富为的是其全面的发展,财富是人类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不可缺少的载体。这样，财富的创造就“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人们创造财富就“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改变的东西上面,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这种运动就是不断追求自身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过程。

四、财富的和谐价值

在和谐社会语境中，马克思的财富理论在当代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主要体现为社会主义财富观的树立。社会主义财富观是坚持科学发展观，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指导的财富观，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在谋取财富，支配财富和看待财富的过程中旗帜鲜明地坚持了社会主义荣辱观上的荣与耻。因此，只有树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财富观，才能形成维系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和道德风尚。

1.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财富观要求人们合理合法地谋取财富。马克思在论述生产的目的时曾指出：在未来的新社会制度中，“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⑤。邓小平1986年9月2日在回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提问时说：“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但这还不是全部，“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我们的政策不能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不能使“富的越富，贫的越贫”⑥。这实际上是对“致富光荣”口号的肯定，意味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致富在伦理和道德上是正当的。当然，这种正当也是有条件的。一方面，这种致富必须是合法的劳动致富。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它本身要求创业者必须是遵纪守法者，否则就无法进行有效的经济活动。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财富观要求人们劳动致富时要诚实守信。在以分工与合作为基本特征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市场主体之间是通过各种合同、合约、协议等形式相互联系起来的，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必须建立在守信的基础上。

2.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财富观要求人们合理合法支配财富。从本质上说，支配财富是一个道德问题。在消费者的消费依据和消费方式中，始终贯穿着消费者的道德价值观念。消费已经成为社会总体结构和民族文化演进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不只是社会经济行为，还交织着各种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财富观为导向，树立健康的消费观，邓小平指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⑦因此，树立合理消费与勤俭节约相统一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财富观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注释：

①[英]乔治·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第6页，李任初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6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2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22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⑥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1、30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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