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发展战略机遇期的五个新机遇内涵材料汇总

科技的快速发展为各个领域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通过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企业能够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并开拓新的市场。这对提升国家经济竞争力和个人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下是关于重要发展战略机遇期的五个新机遇内涵材料汇总的内容，可供大家参考与借鉴。

重要战略机遇期五个新机遇1

目前我国的经济环境面临着不少困难挑战，但仍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至少有五个方面的新机遇：一是加快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带来的新机遇，二是提升科技能力带来的新机遇，三是深化改革开放带来的新机遇，四是加快绿色发展带来的新机遇，五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带来的新机遇。我们要抓住这些新机遇，变压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重要战略机遇期五个新机遇2

1、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2、解决世界性难题需要国际合作，中国拥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3、经济全球化虽然遇到逆流，但不会逆转；

4、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发展，创新成果层出不穷；

5、各国仍需要在中国寻找各种发展机遇。

新机遇有多重含义：

1、优化经济结构的新机遇；

2、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新机遇，关键技术卡脖子，短期很难受，但也是机会；

3、深化改革开放新机遇；

4、加强绿色发展的新机遇；

5、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新机遇。

重要战略机遇期五个新机遇3

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需要应对的风险和挑战、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以往更加错综复杂。

战略是从全局、长远、大势上作出的判断和决策，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远性。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五个新”定位于战略层面，是紧密结合新时代发展特征、趋势和任务的重要概括，为新时代接续奋斗提供了重要指引。

「新的战略机遇」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其中，机遇更具有战略性、可塑性，挑战更具有复杂性、全局性。

就战略性机遇而言，主要表现在：

一方面，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加强，全党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中华民族进一步形成磅礴力量。特别是，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积累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到了更多国家、更大范围的认同与响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助于克服庸俗的资本全球化，迎来分布式、网格状互联互通的新体系，迎来各种文明的共同复兴。

「新的战略任务」

新的历史时期，孕育新的战略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新的战略任务。

从特点来看，社会主义确定了战略任务的性质，现代化是任务的价值追求，强国是战略任务的目标指向。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

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

「新的战略阶段」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的战略任务明确，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新的战略阶段，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

在新的战略阶段，一个重点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发展观，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更加辉煌的历史成就。

大国经济的特征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在国际形势充满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依托国内大市场优势，充分挖掘内需潜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有利于化解外部冲击和外需变化带来的影响，也有利于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新的战略要求」

新的战略阶段要有新的战略要求。

比如，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强化重大创新成果迭代应用，实行“揭榜挂帅”“赛马”等制度，压茬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又如，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坚持高质量引进来，实现高水平走出去，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再如，统筹有序推进碳达峰工作，落实好碳中和行动方案，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完善生态安全屏障体系，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不断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归根结底，要立足提高质量和效益来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新的战略环境」

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

与之相伴，过去是“顺势而上”，现在则可以说是“顶风而上”；过去大环境相对平稳，风险挑战比较容易看清楚，现在世界形势动荡复杂，地缘政治挑战风高浪急，暗礁和潜流多。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构成了新的战略环境，对国家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坚定斗争意志，增强斗争本领，以正确的战略策略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最根本的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

总之，新的战略机遇是前提，新的战略任务是关键，新的战略阶段是基础，新的战略要求是根本，新的战略环境是支撑。这“五个新”共同形塑了国家发展的新时代方位。

重要战略机遇期五个新机遇4

12月7日至9日，中国共产党贵州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在贵阳召开。

全会强调，要正确认识“十四五”时期全省发展面临的形势，敏锐把握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期，新发展格局加速构建期、区域发展战略叠加带动期、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建设期给贵州发展带来的重大机遇。

会议提出，要敏锐把握贵州发展面临的重大机遇，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概括起来，主要是“五个期”的机遇。

一是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机遇。总书记关于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断，是对形势的科学精准把握。我国长期积累的雄厚物质基础、丰富人力资源、完整产业体系、强大科技实力以及全球最大最有潜力的市场，是我们推动经济发展和抵御外部风险的根本依托。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为贵州乘势而上、后发赶超创造了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只要我们更好地从全局谋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就一定能够把贵州良好的发展势头保持下去，为全国发展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二是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期的重大机遇。中央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十四五”时期的一项重点任务，明确提出“保持财政投入力度总体稳定，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坚持和完善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社会力量参与帮扶等机制”等很有含金量的政策。贵州是全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任务最重的省份，只要积极主动向上争取，我们完全有可能争取到中央在资金、政策、项目等方面的大力支持，有望继续得到各方的帮扶协作，必将极大推动我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三是新发展格局加速构建期的重大机遇。国家大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我省近年来大力推进农村产业革命、振兴十大工业产业、促进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正逐渐迸发新的增长活力，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拓展国内市场打下了坚实基础。只要我们进一步把“东部企业+贵州资源”“东部市场+贵州产品”“东部总部+贵州基地”“东部研发+贵州制造”等合作模式往深里做、往实里做，提高贵州产品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就一定能够在做大做强产业上取得新突破。

贵州贝加尔乐器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山在采访中说道：“作为我们企业，一定要充分把握好这五大机遇。在做好国内市场的同时，积极的拓展海外渠道，利用特色产业和交通枢纽的优势，让我们的自主品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贵州贝加尔乐器有限公司总经理 赵山

四是区域发展战略叠加带动期的重大机遇。“十四五”时期，中央将加快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战略。贵州作为西南陆路交通枢纽，作为联通粤港澳大湾区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枢纽，作为衔接长江经济带与珠江—西江经济带的重要枢纽，完全能够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中找到发展新机遇、拓展发展新空间，享受到多重政策红利。

赤水市花之谷花卉基地负责人何文珍表示：“现在已经进入了西部路海新通道加快建设期，作为我们来讲，毗邻成渝经济圈，这也为我们的特色产品融入成渝经济圈这个重要枢纽，打开了一条新路子，让我们特色花卉产品更好的走向市场。”

五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建设期的重大机遇。贵州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枢纽，三条主通道都经过贵州。中央把西部陆海新通道作为深化陆海双向开放的重要举措，作为“十四五”时期实施的重大工程之一，必将极大地促进贵州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我们要抢抓机遇，深入谋划推进一批铁路、高速公路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加快形成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提高流通效率、降低流通成本，进一步提升贵州在国家发展和开放大局中的地位。

贵州现代物流集团董事长任仁在采访中表示：“贵州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必经之地，又是连接华东地区和成渝经济圈最重要的节点，我们贵州物流服务产业，必须构建现代物流体系，发展物流枢纽的现代化建设，降低贵州的物流成本，助推贵州高质量发展。”

重要战略机遇期五个新机遇5

    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使发达国家经济遭受重挫，三五年内难以走出危机的影响。美欧日市场的疲软，对我国出口商品的吸纳能力减弱，是对我国经济发展不利的一面。但从另一方面看，我们在国际金融危机下也面临难得的机遇。在上世纪90年代爆发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由于我们妥善应对，曾成功地化危机为机遇。面对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只要我们应对得当，同样也能化危为机。

    扩大内需的机遇

    发达国家对我国出口商品的吸纳能力减弱，制造一些贸易摩擦，会对我们出口的增长带来一定的阻力，但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一机会，扩大内需。

    首先，加快轨道交通，包括高速铁路、重载列车运煤专线、城市地铁建设。这可能需要几万亿的投资额。我国人多地少，铁路是一种绿色运输方式，运量比较大。美国铁路最多的时候有40多万公里，现在拆掉了一些还有20多万公里。当前，我国的铁路建设还不到10万公里。拉动内需，加快铁路建设，用10年或20年的时间建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速铁路的网络，会把我国统一的大市场紧紧地连在一起，从而为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奠定一个良好的物质基础。

    经过专家的技术经济分析，超过1000公里以上的送电和运煤相比，运煤特别是重载列车运煤的经济效益会更好。所以，加快重载列车运煤项目建设具有较好的经济前景。目前，我国已经具备建立这样的重载列车的运煤专线能力和条件。如果把这些运煤专线建立起来，可以解决我们煤能源的产地和用电负荷重点地区之间的矛盾，从而大大缓解沿海地区、南方能源短缺的局面。

    其次，加强水利建设。如淮河的综合治理和流域发展。我国水资源短缺，而且降雨时空的分布很不均匀。加强水利建设，是解决城市用水和农业用水的一个重大举措。比如，把淮河治理和整个流域的发展结合起来，可以新增粮田1000万到3000万亩。通航条件可大大改善。

    三是加强城市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城市的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新农村建设，搞新型农区建设、社区建设也需要大量的投资。

    四是生态建设和环境的治理。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增加投入，通过财政资金引导社会资金、引导银行贷款，可以形成强大的投资需求，不仅可以拉动当前的经济增长，而且为未来的长远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改善民生的机遇

    目前，我们居民消费率需求下降到34%，投资率超过了最终消费率，成为历史上最高的时期。现在正是扩大消费，改善民生的机遇期。

    一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消费率。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消费率，降低投资率，让广大老百姓的口袋里的钱多一点，特别是中低消费者消费的支付能力增强。通过我们增加国内消费的支出，提高老百姓的消费水平，来支撑经济的增长。长期以来，我们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能力超过需求的增长，产生的生产过剩的矛盾研究不够、重视不够。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生产出来的东西没有人买，这就导致生产过剩的危机。只有增加消费，才能解决这个矛盾。

    二是解决城市进养老院难、进幼儿园难、停车难问题。要解决目前城市出现的新“三难”，若能采取特许经营权方式，包括“建设—经营—转让”、“建设—转让”等投资方式，就能够把社会资金引导到公共事业发展上来。另外发展民办学校、民办医院和社区服务，也是改善民生、增加消费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是降低奢侈品的进口关税，扩大国内消费。现在中国大量的奢侈品的消费能力释放在国外，根据有关统计，欧洲市场上奢侈品消费总额的46%是中国人买的，北美的奢侈品市场的25%也是中国人买的，出去旅游的人大包小包地往回带奢侈品，原因是在那里买的比国内便宜一些。因此，可通过适当减低进口的关税，就可以把这些消费留在国内。

    产业升级的机遇

    目前，我国出口增长面临巨大压力。借助这个压力，可形成一个倒逼机制，以此加大自主创新的投入，增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自主品牌的产品，能够带动我们产业的升级，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一是加快发展第三产业。通过营业税改为增值税，第三产业的税负可以大大下降，第三产业将出现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可以吸纳上亿人就业。

    二是促进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转型升级。以太阳能电池板出口为例，欧美对我们进行限制之后，我国出口商几乎全军覆没，损失惨重。所以要加大自主创新的投入，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关键性技术难题，组织产业联盟，由相关的企业、研究机构和大学联合起来，研究的成果大家共享。有关部门应当在组织产业联盟进行技术攻关上发挥组织作用。

    国际并购的机遇

    一是扩大国际并购，提升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经营能力。现在欧美一些企业，具有比较好的科技资源和国际营销网络。但由于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经营困难。现在去并购他们，可以使他们避免破产、失业。现在是进行国际并购的千载难逢的机遇。这几年，辽宁、浙江、江苏、湖南的一些企业到国际市场上进行并购，非常成功，通过国际并购把国外的企业完全纳入到我们的子公司中，可以提升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经营能力。

    二是获取国外能源资源的勘探权、开发权。到海外去投资，发展加工贸易，带动我们零部件和原材料的出口，从而创造出口需求。

    三是到国外去承揽工程，扩大劳务的输出。这是当前国际并购的机遇。

    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

    这次金融危机是美元出问题了，美元作为一种主权货币，发行的美元70%在海外流通。现在美联储实行第四次量化宽松政策，将美元大量注水，美元的贬值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给我们带来的直接损失就是我们的外汇储备蒸发掉了。借助这样一个机会，我们通过扩大人民币在海外的流通的规模，推进人民币的利率和税率的市场化，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扩大人民币双边互换的规模，鼓励愿意接受人民币的国家进行海外投资，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通过这些努力，逐步建立起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这样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如果能够形成，美元、欧元、人民币相互协调、互相竞争。通过这种竞争关系，迫使储备货币的发行国的政府、银行、央行对币值稳定负责。这样才有可能形成一个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所以说，国际金融危机给我们人民币的国际化带来了机遇。

    紧紧抓住上述五大机遇，不仅能够保证经济增长速度的企稳回升，而且能够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

重要战略机遇期五个新机遇6

冷战后至今中国有五个战略机遇期。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涉及中国政界军界的东西很多都无法写，但即便如此，仍有很多值得整理的信息。这里主要分析外部事务。

第一机遇期。1992年初-2001年初。始于92南巡，终结于克林顿下台。

该机遇期在国际方面有五个主要基础，一是美国主流对中国经济发展潜力和政治前景的严重误判。二是中国在92年的快速全面布局在关键时间点营造了有利于我的国际环境。三是东亚东南亚经济格局变化。四是中俄美三角关系重新定位。五是美国对中国军工系的大误判。其他的因素还有欧盟野心大增（欧元和欧盟扩大）等等。

关于第一个基础。对经济发展潜力的误判恐怕不好责怪美国，毕竟21世纪前我国上上下下的估计也颇为悲观。只能说中国太奇特了，中国人民太争气了。对美国来说，这就叫“既生瑜，何生亮”。

对政治前景的误判是多方面，既有出戈氏的幻想，又有让“独”势力成气候的妄想，还有对新兴社会阶层的政治力的期盼，也有对新技术的政治挑战力的自信。苏联的惨状和防戈叶工程堵死了第一个幻想。“独”势力在中枢不乱的情况下只是麻烦而不是大威胁（台湾除外），反倒进一步增进了我国的政治团结。新兴社会阶层主要指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然而这两者是政治上很软弱的，与美国情况完全不同。关于软弱性，教员早年的分析基本上还能用，但美国决策层不读教员书。此外，三个代表的重要统战作用也不可忽视。新技术指的主要是互联网， 克林顿嘲笑他管控互联网的措施是试图把“果冻钉在墙上”。然而二十年后，互联网这个新生事物很大程度被我国在政治上驯服了而美国政治却被它搞得焦头烂额。

在严重误判基础上，美国在经济上“纵虎归山”。克林顿任期末，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初步成型，国力大增，世贸大门打开；美国在政治上对华始终容易动摇硬不起来，而那时的中国外交每临大事有静气又长袖善舞，多有“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的表现。

关于基础二。我们先看一下苏联刚解体时中国的全面困境。政治上道路信心重挫。经济上不知下面改革之路怎么走。军事方面被91年海湾战争的力量展示惊呆了。外交方面，某事件影响尚未消除而苏联又解体使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大为下降。当然了老布什对华还是很不错的。89年就有美国特使访华舒缓关系，91年美国国务卿访华。然而92年布什能连任吗？一旦不能连任（还真发生了！），上台的克林顿可是对华态度极不友好的。最重要的是，90-91年中国尚有苏联牌（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按照常理美国为了平衡势必拉中国，然而91年底这张底牌也废了。苏联不仅崩溃而且俄国表现出全面亲美投西方的样子。

在这危急存亡之秋，他没有要稳一稳的心态或者准备收缩自保之策，而是政治上经济上立即大胆往前冲。92年初南巡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半年就成为国策（14大的主题）。原本沉闷的国内经济局面巨变，GDP增长一下子冲到14%以上, 至今还是改开以来的最高纪录。经济实际上过热了，出现了深圳股疯等事件，但也让全球资本眼前一亮，看来中国这片潜在的大肥地真正到了大开发的时候。14大后看来政局也很稳了，投资者信心大增。

外交方面，不仅做好了和前苏联加盟国的建交，最重要的是日韩关系大突破。92年中日领导人互访尤其是政治意义很高的天皇首次访华，还有中国韩国建交。日韩关系突破的经济意义很大，它表明如果美国不跟上，日韩就要占经济先机了。

这些事情全发生在反华态度强烈的克林顿上台前，为避免美国强力压制中国的不利局面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于第三个基础。日本力量相对衰落，韩国崛起，经济上形成日韩可以被中国“分而治之”的有利局面。这其实应该是美国的布局（为了制衡日本），但中国搭了便车。 东南亚97经济危机又大大打击了他们和入世后中国进行产业竞争的能力，大家还记得“四小虎”吗？不知当时兴风作浪的索罗斯有没有后悔（他现在极端仇中）。

70年代起美国在中国周边培育出四小龙，而其中的港，台，新加坡对中国的开放和接轨世界的事业贡献巨大（既有资金支援又有经验传授还提供重要平台）。我在网上不止一次看到俄罗斯和印度有识之士感叹他们没有自己的港台带他们融入西方体系。冷战后美国人又通过经济霸权和经济危机调节日韩和东南亚布局，使得它很有利于中国壮大。种种政策，犹如有共谍操盘。

关于第四个基础，值得大书特书。 美国不仅不投入天量巨资扶持俄国乌克兰等国以奠定百年霸业，反倒一边坐视他们经济崩溃（甚至可能落井下石），一边严重伤害俄国地缘和安全利益（北约东扩，科索沃，支持车臣，反导）。而在东方，他在很短时间内抓住机会做成两件大事。一是与俄国签订划界条约。不妨想一下如果当时没做成拖到后来会有多么糟糕（也可以和印度未能抓住中国弱势的机会与中国在90年代划界做个对比）。二是成立上海合作组织，这似乎是第一个中国发挥主导作用的重要国际组织。 最为巧妙的是该组织似乎也是当时俄国可以主导的唯一一个重要国际组织（建在苏联尸体上的独联体除外），这为两国长期合作制造了一个舞台。这是后冷战时代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这个组织稳住了中亚五国，既能遏制极端宗教渗透又能遏制西方颠覆。 试想如果美国愿意与俄国建立一个排除欧洲由美俄双头主导的稳定中东的组织（类似于稳定中亚的上合组织），美国后来的局面会有多好呀。划界条约，上合组织再加上进口俄国武器，联合反对科索沃战争等事情，克林顿任期内中俄关系基本理顺，三角关系的重新定位基本实现，这奠定了后来几十年世界安全格局。

这里我简要解释一下中美俄（苏）三角关系的极端重要性。以下两段话摘自我以前写的键政文。

世界的大体上和平依赖于三个基础。一是军事基础：核威慑的有效性。这个不用多说了。二是政治基础：中美俄（苏）三角关系。由于难以估计战力和意志力（不管是大打，中打还是小打），三者两两之间不敢动武。在三角关系稳住的情况下，其他主要工业国也就没有动武心思（谁打谁被三大国收割。既然是工业国，日子就过得不错，何苦呢）。不仅如此，若得不到另外两方的支持，三角中哪怕最强的一方去干欧亚大陆上的非工业中等国家都十分困难（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最多像中印战争海湾战争或者科索沃战争那样极为克制点到即止。当然美国去拉美干几票还是可以的，但说实话，不在欧亚进行的战争，赢了也没啥意思。三是经济基础：全球化造成的各国经济利益集团难以切割。这是建立在上述军事和政治基础上的。

世界和平是三角关系治下的和平。这一和平体系的起点是抗美援朝，基本成型是尼克松访华。冷战后美国以为可以突破，海湾战争和科索沃加深了错觉。现在大家都明白三角关系不可破。近年来一系列事件反复确认这一点：美国伊拉克战争得不偿失，美国止不住朝鲜拥核，叙利亚阿萨德胜利，俄国付出沉重经济代价收复克里米亚后难以进一步扩大领地，中国不敢主动武力收台，湾湾不敢独立，美国对中国南海造岛无可奈何，伊朗事实上已经安全，等等

引用完毕，言归正传。考虑到中苏直至89年才关系正常化，考虑到漫长边界问题，考虑到俄罗斯和叶利钦靠反共建国的意识形态基础，考虑到90年代初俄国对西方是多么仰慕，我国在几年中就实现如此巨大的外交突破实在是干得稳准狠。而把俄国逼成这样，克林顿政府罪莫大焉。

关于第五个基础。 克林顿时代美国对中国有多次大羞辱。涉及的事情有网民四大恨（银河，台海，炸馆，撞机）中的前三个。还有若干次“重大空情”。美国犯了“主动羞辱大国却不削弱他”这一外交大忌。由于领导者善于化解国内政治矛盾，中国没什么实质损失。广大爱国群众知道外有欲亡我之霸权后和平演变的群众基础就消失了。更重要的后果是上层凝聚强大政治共识在还比较穷的时候做出长远规划大力搞军工，一扫80-90年代一度出现的萎靡状态。光这一件事就足以深远影响世界格局。

美国显然没有想到中国在十几年后会有这样大的突破（2007-2011年三次111事件为标志以及后来的爆发），这从他们的21世纪初海军军备规划（比如现在已经承认规划失败的那两款）以及罗伯特盖茨国防部长等的措手不及就能看出。如果美国预见到这种前景，90年代和21世纪初我国不会有这样好的环境。其实美国不该想不到这一点的，毕竟我国以前有军工系逆天表现的时候（两弹一星）。现在他既然容许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而中国又每年毕业这么多理工科学生（特别是99年大扩招后），还能从俄国学些技术，军工突破是完全可能的。美国人一贯不承认前三十年的伟业，同时还有一个奇怪的想法即所谓“专制压制科技进步”（全然不顾苏联军工的反例），这可能是他们误判的基础。这种思维范式的缺陷足以抵消情报收集的成就。

五大基础解释完毕。我曾经站在美国人角度痛批克林顿是个烂总统，很多人不服。这里我部分展示了他的“烂”。仅仅是促成中俄美三角关系重新成功定位这件事，克林顿的罪孽就足以抵消他国内经济搞得好的功劳了（其实在吃到冷战胜利红利和互联网革命之利的情况下经济形势好是很容易实现的）。

克林顿下台后，小布什一度让人紧张，因为他身后是好战的新保守主义者。他把中国列为“战略竞争者”，声称要尽其所能协防台湾，01年上半年又发生撞机事件。然而911改变了这一切，我国第二个战略机遇期来临。

第二机遇期。2001年911后至2008金融危机前。在国际方面该机遇期有六个主要基础。一是911事件。二是伊拉克人民将美国拖入泥潭。三是我国台海斗争方面的战狼外交获胜。四是小布什的邪恶轴心论。五是美国国际派与建制派的全球化经济狂欢（有利于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乃至一度有“中美国”概念）。六是俄国触底反弹。此外还有老欧洲（法德核心）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不满等因素。

关于基础一，大家很熟悉，不说了。但所谓拉登为中国迎来十年机遇期的说法是不对的。2001-2003的机遇期可以这么说。但2003年美国轻取伊拉克后，形势一度更加紧张。事实上，美国军事神话在2003被大大加强，台湾势力深受鼓舞，小布什又把朝鲜列为邪恶轴心之一（但是朝鲜无核武），美国智库开始公开鼓吹美国对中俄的核战制胜论。

这种困难形势的打破有赖于上述的主要基础二和三。关于基础二，大家也比较熟悉。2003-2005，伊拉克人民逐渐把王师拖入泥潭，到了2006年以拉姆斯菲尔德辞去国防部长为标志，美国用兵欲望最强的新保守主义政治上重挫（至今未回复元气）。小布什至此跛脚总统心态较重，机遇期延至2008。顺便说一句，朝鲜抓机遇期的水平也很了得（2006首爆核），不妨和至今依然费拉的伊朗比一比。

关于主要基础三，真是值得大吹特吹。2004-2005的台海形势之严峻远超后来15年，陈水扁的咄咄逼人也比李登辉严重得多，可以查查他的“台湾第一次公投”和“正名制宪”，还有赫赫有名的两颗子弹。北京对此采取了强硬路线。最高峰应该是2005年的两件事。一是反分裂法通过，这气魄远超近日通过港港国安法。二是某身份特殊人士的“西安以东”发言。这言论比今日所谓“战狼”外交要“昭和”得多。这以后台海局势稳下来了。2006阿扁弊案发酵使其跛脚。2008他下台后即遭政治迫害（不会纯粹是因为经济弊案），迫害方除了台湾本土势力或许还有美国（至少美国拒绝保他）。

2008后我认定台海大局稳了。即不会有战争与和平的选择之类的大事，只能眼睁睁看着中国军力赶上美国。何解？政治聪明人以阿扁为鉴不太敢搞真台独了（事实上阿扁离真台独也还有很大距离）。而且如果以03-04那样好的形势都推不动距离独立还有一段差距的政策，以后就更没希望了。很多时候窗口期一旦错过再难弥补，心态上极易陷入越怕越拖而越拖形势就越糟糕的恶性循环。

果然之后的领导人（马蔡）均是和平度极高的温和领导人（蔡在港港所做之事对台海安全影响极小）。 这次中国战狼外交算是精准把握了伊拉克局势和布什政权的心理，甚至搞出了布什因台海之事破坏其反恐战争大局而痛骂阿扁“son of bitch”之事（不止一次哦），是弱势威慑的经典之作。

关于基础四。02年小布什把伊拉克伊朗朝鲜列为三大邪恶轴心。之后出兵伊拉克。在伊拉克之事上，小布什政权不仅不接受萨达姆战前的屈服，战后也不接受原政权军队的收编要求，最后还杀萨达姆全家。美国的不受降行为和不积极回应伊朝示好，极大刺激了朝鲜伊朗这两块硬骨头，迅速制造出美国解决不了的伊核朝核问题（源头不在小布什时代，但小布什使问题极大加速走向不可逆）。从那时候到现在美国花了很多精力在伊朗朝鲜身上，两国大大牵制了美国对中俄的压力。小布什以后美国同时对抗中俄伊朝，结果一个都赢不了。

基础五大家很熟悉了。结果是，到2006-2007我通过看统计数据得出结论：超日就在几年内，经济超美也并非很遥远（20-30年内可成）。想必很多有识之士也有相同看法。90年代深深困扰中国的国企无望，大量城市失业，农村极其艰难，财政短缺等问题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从外交角度看，尤为深刻的变化是中国和美国经济出现捆绑之势，包括美国大量进口中国产品和中国买美债等。 美国已经很难切割中国经济而又不给自己带来大困难。希拉里不久后甚至称中美经济可以相互确保摧毁。美国国内出现了一批和中国有密切联系的利益集团。这些都是后来总统欲对华斗争时的重大障碍。至此，90年代时常让中国担心的被美国封锁之事也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关于基础六，这其实也非常关键。民族英雄普京稳住了俄国下滑趋势，建立了强大的中枢，经济有不小起色。对外则俄国重新操持起了武力博弈的老特长。第一次从防守反击干起，这就是干脆利落的2008俄格战争。这是冷战后第一次出现用战争手段击败被美国支持者，具有重大开创性。

911后普京对美示好，一度有所谓美俄反恐蜜月期之说。但小布什政权坚决推进北约东扩和反导部署，还搅合乌克兰内部事务，最终没有改变有利于中国的三角关系布局。

六大基础解释完毕。到了小布什末期，中国经济即将超日本已经很明显，中国不会和平演变已经很明显（标志为17大胜利举行，令西方有广泛深刻印象的则是08年围绕圣火传递的自发动员），美国反恐战损失过大也很明显，歼10和反卫星的成功表明了中国军工有相当实力。美国有识之士应该酝酿新的制华战略了（后来奥巴马的重返亚太应该在规划中了）。然而金融危机来了，中国获得第三个战略机遇期。小布什时期中国开启了两个机遇期。

小布什是冷战后最烂的美国总统。在他卸任时，美国丧失了霸主地位，虽然还是世界第一。很多人把美国实力第一和美国是霸主混为一谈，这是不对的。为何说2008之后美国不再是世界霸主？因为美国的“三失去”：失去了不经中俄认可在欧亚大陆武力推翻中等政权的政治意志，失去了不经中俄认可在欧亚大陆武力建立中等政权的军事能力，失去了不经中国认可改变世界经济体系重大规则而又不两败俱伤的能力。对照08后历史，这三条是事实。

重要战略机遇期五个新机遇7

战略机遇期是指综合国内外大势，为国家宏观经济、社会、安全发展提供良好条件，并对其历史命运产生全局性、长远性、决定性影响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

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战略机遇期”概念，认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20年后的今天，伴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是否还处于发展战略机遇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

这是我们党在科学分析国内外发展形势基础上作出的重大而科学的战略判断，为制定“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提供了基本依据。

“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既源于对现在所面临环境的客观分析，也源于对未来整个世界大势的总体把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之所以作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首先是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综合分析。

国际大环境仍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大变局的演变，国际环境日趋复杂，这对我国的和平发展构成了一定威胁。

但纵观全局，世界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没有变，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没有变，我国周边安全环境总体可控态势没有变，我国与各大力量战略互动中的有利地位没有变。特别是面对动荡变革的外部世界，党中央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科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积极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我国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和平发展环境。

在大国关系方面，中俄之间政治和战略互信不断增强，两国战略协作日益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全面提升；中欧关系有矛盾分歧也有战略合作，推进重大政治议程，支持多边主义，共同应对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全球挑战。

我国与东盟友好合作持续稳步发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订，更是进一步提升了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合作关系。上海合作组织深度发展，密切了我国与中亚各国的关系。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我国与沿线国家双方在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等领域的联系不断加强。在“东升西降”的大趋势下，国际大环境仍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

我国综合国力、核心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显著增强。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1015986亿元，比上年增长2.3%；年末国家外汇储备32165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1086亿美元；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321557亿元，比上年增长1.9%。同时，我国具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拥有1亿多市场主体。2020年《财富》杂志评选的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大陆（含香港）企业有124家，历史上首次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

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不仅极大地提升了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极大地拓展了我国的战略回旋空间，可以继续为我国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同欧美一些国家相比，我国不仅率先取得了抗击疫情的重大战略成果，经济恢复更是走在了世界前列，“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这些都为中国进一步努力实现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和谐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近年来甚嚣尘上的逆全球化浪潮和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和我国经济发展都产生了较大冲击。世界怎么办？中国怎么样？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疑问。

对此，总书记指出：“尽管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但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大、活力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我国发展具有的多方面优势和条件没有变。”特别是经过多年持续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国内循环在我国经济社会中的作用显著上升。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从2006年峰值的64.2%下降到2019年的31.8%，经常项目顺差在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最高时的10%以上降到目前的1%左右，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

正是得益于正确的宏观调控，虽然中国是最早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国家，但经过艰苦努力，在2020年第三季度就已经实现了正增长，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xx年第一季度主要数据显示，我国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为24931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8.3%，比2020年四季度环比增长0.6%；比2019年一季度增长10.3%。

只要我们变压力为动力、善于化危为机，加大政策调节力度，把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充分释放出来，就能够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重要战略机遇期五个新机遇8

总书记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指出，“我们要看到，我国发展仍具有诸多战略性的有利条件。”总书记从“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持续快速发展积累的坚实基础”“有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有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等五个方面，深刻阐明了我国发展具有的战略性有利条件。“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对于我们思考和认识中国进入新时代，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所面临的重大战略机遇、重大发展条件、重要时空资源以及如何面对可能存在的风险、挑战等都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引领意义。

“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总书记明确提出“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的重大论断，其核心意义就在于从战略性高度指出了我国发展所面临的五个有利条件，而不是从一般性意义上讲党的领导、制度优势、坚实基础、社会环境和精神力量。一般而言，所谓战略性条件，往往是指这些条件具有战略性意义，对当下和未来发展发挥决定性作用、起决定性意义的重要资源和条件；同时，这些条件和资源对我们的发展战略、发展目标所产生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广泛性、深刻性和全局性，因此，这也意味着这些条件是我们自身发展中极为重要的资源禀赋和内在因素，决定着我们的发展优势、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会影响我们发展的时间机遇、空间环境，因而具有全局性、根本性、整体性和长期性等特点。也正因为如此，这“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当下和未来发展具有十分重大和深刻的意义。

首先，“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有助于拓展和深化对新发展阶段我国战略机遇期新内涵和新特征的认识和把握。进入本世纪以来，我们作出“我国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断，紧紧抓住本世纪头20年我国具有的战略性机遇，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和世界科技革命带来的新机遇，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和分工，聚焦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我国更加积极主动作为，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领域成就瞩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

但近几年来，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在百年大变局叠加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冲击下，“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大国博弈日趋激烈，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如何深化认识“我国发展仍然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重大判断？新时代我国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究竟发生了哪些深刻变化？显然，时代发展和变化，呼吁我们对此做出明确回答。

笔者认为，这“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紧紧立足于我们自身的发展目标和任务，着眼于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聚焦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这一根本主题，提出有利于我们发展的五个战略性条件，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新时代我国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外延和特征。过去我们讲战略机遇期，更多强调的是从外部环境、全球化发展等层面看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主要分析的是外部世界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新机遇、新条件，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和依赖的外部条件、外部机遇有哪些，等等；显然，外部环境和条件也很重要，但外部环境和条件也不一定永远对我们都是有利的，也必然会随着时间甚至空间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尤其是当下全球化发展遭遇逆流、大国竞争日益激烈、国际地缘政治经济关系日趋紧张、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面临重构甚至出现区域化、紧邻化、科技竞争甚至白热化等状态下，我国发展外部的战略空间和对我有利的战略机遇明显受到挤压；但是，另一方面，经过几十年发展，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历史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雄辩地证明并不断彰显出我国自身发展中积累和成长起来的许多战略性优势以及别人无法替代的有利条件；同时，进入新时代，我国要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这正是我们未来发展的最大空间和最大势能。毫无疑问，这些战略性有利条件、高质量发展的势能等，必然会构成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具有的新的独特的比较优势，也构成我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发展的新的竞争优势，从而必然成为新发展阶段我国战略机遇期的新内涵和新特征。

其次，“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有助于我们科学认识和重新定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毫无疑问，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通过充分抓住和利用战略机遇期，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因此，从历史发展的时空方位来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既源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也源自中国自身发展的深刻变化。

既然如此，就需要思考，如何从中国与世界双向变化及其良性互动中寻求或者创造出新的战略机遇，这一点对重新思考和定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尤为重要。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一个正在崛起和发展起来的具有超大经济体量、超大人口规模、超大规模市场的中国，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为目的的自身发展，必然会给世界发展带来新的战略性机遇；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其实更加需要一个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都在显著增强的中国发挥更加积极而又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也为中国自身发展带来新的战略机遇。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自身发展和积累起来的战略性优势和“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必然会带来中国自身的持续稳定与和平发展，而一个持续的稳定和平发展的中国，也必然是世界发展的战略性机遇。

所以，抓住这“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充分发挥中国自身优势，顺势而为，积极作为，充分利用好这“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积极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发展的新机遇，当然也是世界发展的新机遇。

重要战略机遇期五个新机遇9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发展是否具有重要战略机遇期一直是一个重大问题。特别是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作用日益加剧的大背景下，我国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深刻演变，影响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多种因素不断演化。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亟需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角度加以分析、判断和把握。党的二十大召开，正值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重大战略思想提出二十周年之际，为我们站在新起点上深入思考这个重大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

　　早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就指出：“在新世纪将要到来的时刻，我们面对着严峻的挑战，更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和大好机遇。…… 能否抓住机遇，历来是关系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大问题。过去我们抓住了重要历史机遇，也丧失过某些机遇。现在全党一定要高度自觉，牢牢抓住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迈出新的步伐。”[1]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再次明确指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根据十五大提出的到二〇一〇年、建党一百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发展目标，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2] 这不仅首次提出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战略思想，而且指明了在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实现的战略目标。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全党必须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带领人民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3] 2010年10月，胡锦涛在十七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进一步指出，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存在的基本条件和我国发展机遇大于挑战的基本面并没有因为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而发生根本性改变。抓住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是我们解决前进道路上各种矛盾和问题，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必有之路；是应对当今世界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适应世界发展大势、掌握发展主动权的必由之路。[4]

　　进入新时代，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5]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回顾了我国把握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指出：“我们紧紧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战胜一系列重大挑战，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6] 同时，这个报告进一步强调继续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指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到二〇二〇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7] 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8] 2020年10月，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深入阐释：“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战略机遇期这个概念，当时提出来时指的是本世纪头二十年。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对战略机遇期如何判断，是一个重大问题。过去我们是顺势而上，机遇比较好把握；现在要顶风而上，把握机遇的难度就不一样了。过去大环境相对平稳，风险挑战比较容易看清楚；现在世界形势动荡复杂，地缘政治挑战风高浪急，暗礁和潜流又多，对应变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过去我们发展水平低，同别人的互补性就多一些；现在我们发展水平提高了，同别人的竞争性就多起来了。我们的判断是危和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机遇更具有战略性、可塑性，挑战更具有复杂性、全局性；挑战前所未有，应对好了，机遇也就前所未有。”[9] 20xx年1月，在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进一步强调，机遇和挑战之大都前所未有，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10]

　　通过梳理我国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重大论断提出以来各种因素的演变，可以清晰地看出，不仅其中的挑战性因素变得越来越多，而且挑战和机遇的相互交织转化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快速。适应这样的新特点新要求，我们党越来越注重准确而深刻地把握机遇与挑战的动态转化，通过提升驾驭矛盾的能力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来创造更多有利条件；强调常观大势、常思大局，科学预见形势发展的未来走势、蕴藏其中的机遇和挑战、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透过现象看本质，抓好战略谋划，牢牢掌握历史主动权、战略主动权、斗争主动权；强调在此过程中把握和处理好战略与策略的辩证统一关系，把战略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既善于进行战略思维、从战略上看问题和想问题，又善于运用多种策略并及时加以调整；强调增强辩证思维和创新思维，提高斗争本领，在挑战应对中发现和捕捉机遇、力争把坏事变成好事，在机遇把握中周密审慎、力避把好牌打成乱局。

　　二、党的二十大为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重要战略支撑

　　党的二十大回顾总结了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阐述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等重大问题，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了战略谋划，对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出了全面部署，为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指明了前进方向、确立了行动指南。[11] 大会进一步指明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的战略安排，即分两步走：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制定了未来五年这个全面开局起步关键时期的主要目标任务，以及到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为了实现这些不同阶段的目标，大会明确要求，在理论上，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在实践上，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实践过程中，必须牢牢把握五条重大原则，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这为新时代新征程提供了科学、完整、周密的战略部署和实践方案，大大增强了我国发展及其对世界意义的可预见性。正如指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以自身制度的稳定、治理的稳定、政策的稳定、发展的稳定，不断为国际社会注入宝贵的确定性稳定性。”[12]

　　关于对外关系，党的二十大基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更加明确地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作为初心使命，把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价值追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孕育的宇宙观和天下观结合起来，把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与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统一起来，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千秋伟业和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这一崇高事业统一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中，强调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即坚持对话协商，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推动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推动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而且特别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这既是我们党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的中国方案，推动各国同行的天下大道、共同追求的前途所在；又是我们党牢牢把握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和促进人类进步的主线所确立的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之一和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目标，已经并将继续在我国对外关系中全面贯彻深化。

　　在外交基本原则上，把走和平发展道路内化提升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从中国式现代化高度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之坚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能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否全面实现，这在相当程度上都取决于是否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我国继续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我国始终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立场政策，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公平正义，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冷战思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搞双重标准，反对泛意识形态化。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都永远做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永不称霸、永不扩张、不参加任何军备竞赛和军事集团、不谋求势力范围。这些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必将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

　　在外交政策上，把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新型国际关系、全球伙伴关系贯通于一体，进一步深化全方位外交布局，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坚持亲诚惠容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牢牢把握党的对外工作是党的一条重要战线、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体现的定位，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基础上加强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交流合作，以建立新型政党关系助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夯实全球政党伙伴关系网络助力完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加上积极推进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等各方面对外交往，使对外工作大协同局面不断发展完善。

　　在外交布局上，从对外工作的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政党等主要对象，向经济、全球治理、全球发展和全球安全、价值观和文明间关系等主要领域深化，朝着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方向不断完善。加大经济外交力度和广度，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重点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国际经贸投资性规则，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担当全球治理大国责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从国情出发，按照责任、权利、能力相一致的原则，发挥好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公共产品提供者、热点问题斡旋者的重要作用，反对搞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化和排他性小圈子。努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推动各国统筹全球发展和全球安全，一起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和全球安全共同体。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怀抱“各美其美”的自信和“美人之美”的胸襟，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追求不同文明“美美与共”的世界愿景，促进世界各国人民相知相亲。

　　这样党的二十大就从内政外交两个维度为新征程上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了重要战略支撑。

重要战略机遇期五个新机遇10

“新发展阶段，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这在我国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进入新发展阶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大跨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即将完成之际，立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十四五”战略布局的表述中，明确提出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此战略布局融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全新内涵，基于对当前我国发展环境的深入剖析和科学研判，提出了覆盖国民经济生活各方面的全局性发展思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20年来，我们紧紧抓住这个机遇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

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全会深入分析了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国际上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国内来看，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

对于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性判断，我们需要科学加以分析。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前一年，即2001年，在美国本土发生了一件事后看来足以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悲剧性事件：9·11恐怖袭击。这一事件的发生，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的国际战略，甚至扭转了美国短期战略重心。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在寻找对手的过程中于此时不得已暂时把战略重心转向反恐，特别是通过加强中美反恐合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了实质性贡献。这是党的十六大作出21世纪头20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重大科学判断的关键背景。与此同时，我国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WTO，随后中国市场全面向世界开放，迅速成为“世界工厂”，经济总量和增速实现巨大飞跃，如今早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今天的国际环境已大不同于二十年前。美国在反恐任务基本结束之后，又回过头来继续把目光盯上中国，把中国作为潜在的战略对手加以遏制。而事实上，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两国间的经济联系是由双方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和全球经济的开放性所决定的，彻底“脱钩”根本不现实。朝向“脱钩”的任何举动注定不得人心，对中美两国不利，也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统计数据表明，今年第三季度，在疫情冲击的背景下，中美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了16%。因此，我们认为，尽管当前国际环境特别是中美之间关于经贸、科技、外交、安全等领域存在程度不同的差异性认知，美国把中国作为战略性竞争对手，但这些因素都无法真正动摇中美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基于互补性需求存在的合作基础。

根据党的十九大及随后中央的各项战略部署，我国将继续实施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这将为中美经贸关系进一步朝着动态平衡和互利双赢的方向健康发展，推动中美经贸合作向更大规模、更高水平、更宽领域迈进注入新的强劲动力。中美之间的竞争，是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即便是制度的竞争，也应是和平的文明互鉴，更不用说贸易科技人文往来乃至军事交往。两大经济体的竞争合作关系，符合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胸怀两个大局办好自己的事

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全党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认识和把握发展规律，发扬斗争精神，树立底线思维，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趋利避害，奋勇前进。

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要清醒认识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妥善做好应对各种困难局面的准备。最重要的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统筹研究部署，协同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谋定而后动，厚积而薄发。

对于“十四五”期间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这就是：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十九届五中全会也提出了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按照“两步走”的战略安排，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将在2035年完成第一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相互叠加，环环相扣。

在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的同时，十九届五中全会也明确了实现目标的基本抓手和途径：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绿色发展、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提高社会建设水平、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等。

总书记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十四五”时期正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此一历史时空交错、全球风云变幻之际，更需谨记总书记“两个大局”的重大历史性判断，“两个大局”的重大历史性判断，对于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对于进一步增强“四个自信”，具有强大的思想引领力量。

两个大局交织激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战略全局”引致“大变局”，“大变局”则牵制“战略全局”。如何处理好两个大局的关系，是对执政党执政水平和能力的考验，是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考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于中华文明发展的角度视之，是中华文明再次闪耀于世界东方、为人类发展照亮前进方向的战略性安排；从世界文明发展的维度看，则为破解全球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源于不同文明之间的深度交互碰撞。人类发展历程清晰地告诉我们，文明崛起的不同理念和方式，甚或改变人类文明的走向。中华文明为数千年来世界唯一未中断之文明，自有其存在价值借鉴价值，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亦滥觞于其里，文化自信和文明自信亦自有其根基。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历来崇尚“以和邦国”“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几千年来，和平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刻进了中国人民的基因里。这是我们保持战略定力的底气所在，亦是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雍容气度，以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为基础进而实现“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之庄严承诺的底气所在。

重要战略机遇期五个新机遇11

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

战略机遇期这个概念，当时提出来时指的是本世纪头20年。在20年后的今天，对战略机遇期如何判断，是一个重大问题。

“重要战略机遇期”，是指能够实现民族或国家特定战略目标的历史时段。

这个概念首次被提出，是在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的重要讲话中：“纵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一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此后，2002年11月，中共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将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论断写入工作报告。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这是一个重大判断，指明了我国发展所处的战略形势，为后15年乃至30年的国家发展提供了决策基础。

那么20年后的今天，该如何判断战略机遇期？

我们当前所处的战略机遇期发生了变化，总书记在讲话中用了三个“过去”与“现在”进行了概括——

“过去我们是顺势而上，机遇比较好把握；现在要顶风而上，把握机遇的难度就不一样了。”

“过去大环境相对平稳，风险挑战比较容易看清楚；现在世界形势动荡复杂，地缘政治挑战风高浪急，暗礁和潜流又多，对应变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过去我们发展水平低，同别人的互补性就多一些；现在我们发展水平提高了，同别人的竞争性就多起来了。”

因此综合来看，对当前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就是——

危和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

机遇更具有战略性、可塑性；

挑战更具有复杂性、全局性；

挑战前所未有，应对好了，机遇也就前所未有。

总书记还举例说，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就是转危为安、化危为机的一个典型例子。其中的经验和道理，要好好思考和把握。

因此，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我国发展的外部条件和环境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是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前提。

重要战略机遇期五个新机遇12

要准确把握“十四五时期”战略机遇期的新特征。我们党的历次决策规划，都非常重视对机遇和挑战的分析判断。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二十一世纪前二十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十八年来，我们紧紧地抓住机遇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

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又作出新的重要判断，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

仔细分析其中的特点之一就是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从国际来看，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甚至进入加速演变期，外部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带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

从国内来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明显提高。截至2019年末，我国人均GDP已突破1万美元，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时期，各方面任务艰巨而繁重，这其中有许多以往没有遇到过的新机遇、新挑战。

要深刻理解此次会议及《建议》的核心要义，即“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进入新发展阶段”，就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重要战略机遇期五个新机遇13

国内社会政治稳定，有利于中国继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不仅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也创造了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不仅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更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这与经济发展长期低迷、社会对立撕裂严重、党派相互倾轧不断的西方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

虽然急剧的社会转型也带来了新矛盾和新问题，但不能否定的事实是，我国具有化解各种矛盾问题的决心和能力，以及继续拥有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潜力。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党中央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实施集中统一领导，紧紧依靠人民，取得了疫情防控的重大战略成果，人民群众的爱党爱国热情得到极大激发，主流意识形态呈现出积极向上的态势。

积极向上的社会舆情，极大地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我国发展再上新台阶提供了有利条件。

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

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是相对的，也是动态的、发展变化的。21世纪的头20年，是国内外公认的中国经济腾飞的时期，也是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快速提升的时期。然而，随着中国由大变强历史步伐的加快，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已在发生变化，面临着诸多新的挑战。

西方国家战略关注点进一步向中国聚焦。冷战期间，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东西方矛盾，西方国家战略关注点是苏联。苏东剧变后的10年，东西方矛盾弱化，西方国家战略关注点转移到巩固冷战结束后形成的新的世界秩序。进入新世纪后的10年，伴随着“9·11”事件的爆发，西方国家战略关注点再次转移，解决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成为其首要任务。这段时期，中国都不处在世界主要矛盾的中心。

但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以来，伴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国际战略格局的深度调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战略重点逐渐东移。中国作为推动国际战略格局转变的主要力量，不可避免地成为西方国家战略关注的焦点。

2017年12月美国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时隔25年再提“大国竞争”，并将中国视为其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基于对中国角色认知的改变，美国政府将对华政策由“接触”调整为“规锁”，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领域对我国进行围堵打压，并利用涉台、涉港、涉疆、南海、宗教等问题干涉我国内政。

虽然拜登胜选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有所调整，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基于自身的战略图谋，美国政府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其对华战略。20xx年2月4日，拜登在他上任后发表的首份外交政策演讲中，仍然认为中国是“最严肃的竞争者”，并强调要同其他“民主国家”联合起来以制衡中国的发展。2月19日，拜登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又指出，美国必须和盟友共同为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做准备，“与中国的竞争将变得严峻，这是我所预期的，我也欢迎这样的竞争，因为我信赖欧洲和美国以及我们的印太盟友过去70年来努力建立的全球体系。”

20xx年3月22日，欧盟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由对中国新疆有关机构及个人进行制裁，给中欧关系的发展增添了不确定性。

世界经济复苏缓慢，我国经济发展仍面临复杂挑战和考验。对于世界经济发展而言，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个重要转折点。总书记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上的讲话中指出：“环顾全球，疫情使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遭受巨大威胁，全球公共卫生体系面临严峻考验，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百年来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国际贸易和投资急剧萎缩，人员、货物流动严重受阻，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层出不穷，世界经济正在经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

20xx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疫情反弹和长期持续的风险客观存在，国际上推动复工复产和防止疫情扩散面临两难；虽然世界经济有望出现恢复性增长，但复苏不稳定不平衡，主要经济体量化宽松等宏观政策造成外溢效应，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本地化特征更趋明显，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持续演化，影响我国经济稳定恢复的外部变数依然较多；国内外市场有效需求仍显疲弱，居民消费仍受制约，投资增长后劲不足，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

而与此同时，依旧突出的产能过剩问题、能源资源供给问题、生态环境破坏问题等，使得以往片面依赖投资推动经济发展的做法无法延续，发展动力不足的矛盾将会突出。

我国发展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转移。过去，作为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我国的比较优势首要是通过廉价劳动力与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结合，形成高低发展阶段的两极互补。今天，随着我国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比较优势开始从低端向中端转移，从单一的廉价劳动力向资本积累、市场规模、高素质劳动力、制造业生产能力、基础设施开发能力等复合优势转移。

这种变化，无疑意味着我国发展能力的提升，但也给我国造成了“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挑战。如果说中国本世纪头10年的战略机遇期在经济上主要是基于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互补性，那么在当前和今后将不得不面对与西方国家竞争性与互补性交织的纠结。

发达国家为了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动辄以技术封锁、规制约束等方式阻拦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行动将会不断出现。而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互补性虽有所增强，但竞争性也不断加剧，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中国形成挤出压力。

总体上看，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总的趋势是经济互补性在增强，共同利益的基础在扩大，而与发达国家则是竞争的一面更突出。

重要战略机遇期五个新机遇14

“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具有丰富内涵和科学逻辑

总书记强调：“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思想深邃，内涵丰富，需要我们准确把握其深刻内涵和科学逻辑。

“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全面系统阐述了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仍然存在的战略性有利条件。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始终强调“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更加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制度特征和制度优势。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稳则国家稳，制度强则国家强，制度性资源也是一个国家发展最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中国能够走向成功，中国能够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发挥我国制度优势和治理体系的优越性。“有坚实的物质基础”“有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则主要强调的是通过长期发展积累起来并显著增强的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以及由此形成的长期稳定发展的社会环境和条件，这既是当下，更是未来取得新的伟大胜利的坚实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发达，物质基础富裕，社会环境稳定，意味着我国改革、发展和稳定协调推进，形成良性互动和繁荣发展。从新发展阶段的目标看，几十年积累起来的物质基础和稳定环境，也意味着我国经济体量大、回旋余地广，又有超大规模市场，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且具有强大的韧性和活力，这正是加快我国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巨大潜力和新优势。“有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强调了我国发展具有的深层次的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这就是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们的民族更加自信、自立、自强，中国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进一步激发，我们的志气、骨气、底气空前增强。正如总书记指出的，“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

“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全面系统地揭示了“党的领导、制度优势、坚实基础、社会环境、精神力量”内在逻辑关系。“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从“根本政治保证、制度显著优势、坚实物质基础、稳定的社会环境、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五方面，全面深刻阐明了我国发展具有的战略性有利条件，思想深邃，逻辑清晰，体现了系统性思维和战略性思维的时代要求；“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把领导力量与制度优势、经济发展与社会环境、顶层设计与人民群众实践、把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等有机结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的逻辑体系和框架，科学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具有十分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科学的逻辑体系。

为中国与世界合作共赢创造新的更多的战略机遇期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新阶段面临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和新的战略任务，我们需要全面把握这“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更加积极作为，更加主动利用好这“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集中力量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新发展阶段属于中国的战略机遇，与世界共享中国的战略机遇。

一是需要更加自觉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积极发挥好我国制度的最大优势，为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根本政治保证。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既是中国的发展机遇，更是世界的发展机遇。我们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目标顺利实现，才能为世界发展贡献更强大的中国力量，提供更多的中国机遇。

二是需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新征程，我们需要全面准确完整理解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更加积极主动地遵循“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与“高质量发展”的发展大逻辑，积极发挥并不断创造新的战略机遇期，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是需要统筹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推动构建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确保经济社会长期稳定，为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创造更加稳定和良好的社会环境。我们需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要高度关注安全发展、稳定发展，更加积极地统筹好安全与发展、高水平开放与安全发展之间的关系，这既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四是需要进一步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升全体中国人民和中华儿女团结一致、踔厉奋进的信心和决心，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注入强大的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不断加快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实现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把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凝聚并转化为新发展阶段全体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强大的物质力量。

五是需要顺势而为、积极作为，聚焦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发展变化，继续推动崛起的中国和平发展，要积极向世界阐明崛起的中国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最大力量，这既是中国最大的战略机遇，更是世界发展的战略机遇。我们要更加积极地创造新的更多更好的有利条件，推动正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世界，形成更加积极和良性的互动关系，为中国与世界合作共赢创造新的更多的战略机遇期。

重要战略机遇期五个新机遇15

　以党的二十大为新起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上新征程。从国际环境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叠加世纪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的冲击，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动荡变革加剧。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动荡频发，全球性挑战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严重破坏国际安全和全球合作，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美国这个影响我国外部环境的最重要因素，把我国作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甚至唯一能够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全面取代其地位的最严重威胁，拜登政府在所谓“投资、结盟、竞争”的对华政策框架下，既重振美国实力地位以增强其对华竞争优势，又调动全球同盟体系对华采取全方位打压，还采取一系列经济、军事、外交措施以塑造我国的外部环境，各种牵制遏制随时可能升级，这确实增加了我国面临的外部挑战的严峻性和国内发展的困难。但是，从全局角度和战略态势看，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们党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发展理念、战略、政策、实践顺应时代潮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总体上，世界大变局的“时”与“势”在我们一边，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

　　特别是，我国在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历史性变动大势上处于有利地位。多极化这一历史进程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力量的分化重组，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加快发展。我国不仅是世界多极化趋势中的重要一极，而且一直主动适应、准确把握、积极推动这一重要趋势向前发展。正如邓小平当时所指出：“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13] 之后，我们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反复重申支持和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主张。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14] 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更加明确地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多极化趋势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世界上各种力量出现新的分化和组合。”[15] 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郑重宣示：“我们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我们愿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推动多种力量和谐并存，保持国际社会的稳定。”[16] 其间，从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以来，我国在国际舞台上与俄罗斯、法国等重要战略力量，发表联合声明，采取协调行动，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多极化趋势。顺应和坚持世界多极化趋势逐步成为我国对外战略的鲜明标识；也正是由于我国的大力推动，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演进才变得越来越强劲。正如胡锦涛在2003年8月驻外使节小型座谈会上所指出：“世界走向多极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反对单极独霸的企图。俄罗斯、法国、德国等明确主张多极化。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很多情况下敢怒不敢言。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我国在促进多极化进程中的作用，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希望我国站在斗争最前沿。”[17]

　　如今，在乌克兰危机的影响下，冷战后时期结束，国际力量对比消长愈加凸显。美国在国内矛盾加剧和国际信用削弱的双重作用下，全球战略战线过长而越来越难以兼顾，已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逐渐滑落成为多极格局中最强的一个力量。俄罗斯凭借广阔的国土空间、有利的资源条件、强大的军事力量、娴熟老道的外交能力，强势出击，扩展和维护其自我界定的地缘战略空间，极力维护作为世界多力量中心之一的地位。欧盟作为一个整体以仅次于美国的经济总量为基础，经过特朗普“美国优先”、美国撤离阿富汗、乌克兰危机等冲击的不断刺激，在法国和德国的牵引之下，更加注重加强“战略自主”和提升军事力量，正在成为国际事务中越来越重要的战略力量。日本的绝对经济总量、政治外交影响力和军事实力都在不断提高，正在利用美国和北约的拉抬，加快摆脱二战后体制束缚和实现“正常国家化”的步伐。印度同样凭借不断上升的绝对经济总量及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充分利用“印太”地缘战略形势变化和美欧日大力拉拢等条件，既保持其看重的传统自主性又左右逢源，不断提升地区和全球影响力。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这不仅有利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的增强，而且有利于亚太地缘板块在全球地缘战略格局中地位的隆升，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加快发展的重要力量。至此，由美国、欧盟、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等主要战略力量构成的世界多极格局趋于成形。正是由于世界多极格局将成未成、瓜熟蒂未落，国际战略形势才越发显得错综复杂。也正是由于全球经济中心转移所带动的全球文明中心变动都在向亚太地区汇聚，亚太地区发展经受的纷扰喧嚣才显得越发突出。穿越这些激荡变幻的风云，可从一定角度深刻透视到我国已日益成为牵动世界进步和维护国际战略稳定的重要力量之源，世界主要战略力量正在把对华关系放到越来越优先的位置上。

　　与此同时，地区主要力量也越来越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包括中亚五国在连续三年与我国举行机制化外长会议的基础上，决定建立“中国+中亚五国”元首会晤机制，每两年举行一次峰会，以引领建设自主、和平、繁荣、合作的中亚和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白俄罗斯与我国发展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萨克斯坦与我国发展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阿拉伯国家进一步“向东看”，沙特、埃及、阿联酋等国将它们的“2030愿景”进一步对接“一带一路”建设。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和首届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召开，双边外交与多边外交相互促进，这显著深化了我国与相关国家的各方面合作，把我国与广大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历史性地推入新的发展阶段。伊朗与我国签署长达25年的全面合作协议，涉及政治、战略和经济等多个方面。东盟国家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的助推之下，与我国利益融合加快深化。泰国与我国发表联合声明，统筹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印尼主张以“亚洲方式”来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相信中国会用智慧和仁慈担负起责任，愿同中方协力二十国集团聚焦经济复苏和全球发展，为促进国际社会团结和合力解决紧迫全球性问题发挥积极作用。非洲国家越来越看重在中非合作论坛平台上和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推进与我国的全方位合作，期待中国在非洲事务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巴西等国左翼政治力量上台执政进而壮大“拉美进步轴心”，这些国家同样注重加强对华合作。就连澳大利亚新上台的工党政府也重申坚持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希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本着相互尊重、冷静务实态度，保持双方建设性接触交流，增进相互信任，扩大平等合作，消除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障碍，使双边关系趋于稳定、互惠互利。这一系列地区局势的变化、地区主要国家的战略取向和政策调整，都为我国在更广阔范围内的战略运筹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广阔空间。

　　也就是说，无论是世界多极格局的演进大势，还是其中地区主要力量对我国的借重日益上升，这种战略态势的历史性变化都有利于我国进一步实现和维护自身战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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