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文化建设范文大全  数字文化建设报告精选

数字文化建设是指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文化创新和发展的一种新型文化形态。它以数字化平台和互联网技术为支撑，通过数字化信息的传播和交流，促进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升级。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数字文化建设范文大全，欢迎大家阅读！

数字文化建设范文大全1

数字文化建设是发展的必然，也是时代赋予的责任。新闻出版总署在“十一五”期间将积极推进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创新、广泛应用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科技工程、加强农村基层电子政务建设三大任务作为主攻方向，统筹协调、全面部署各地开展数字文化建设试点示范工作，通过组织专家对当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数字文化理论与实践经验进行研究分析，提炼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吸取世界先进数字文化成果，逐步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数字文化产业体系和公共服务平台，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那么如何才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呢？现就新闻出版总署在当前开展数字文化建设工作，作几点宣传：

新闻出版总署在“十一五”期间将积极推进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创新、广泛应用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科技工程、加强农村基层电子政务建设三大任务作为主攻方向，统筹协调、全面部署各地开展数字文化建设试点示范工作，通过组织专家对当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数字文化理论与实践经验进行研究分析，提炼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吸取世界先进数字文化成果，逐步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数字文化产业体系和公共服务平台，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那么如何才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呢？现就新闻出版总署在当前开展数字文化建设工作，作几点宣传：

可以说，当今社会正处于信息革命迅猛发展的时代，随着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通讯技术等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因特网技术的普及和网络终端的大量涌现，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数字时代。在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生机勃勃的数字时代里，不仅包括文化娱乐、休闲阅读、商业贸易、交友沟通等许多方面都已经深刻地受到了数字技术的影响；同时，它还引起了社会学、哲学、管理学、教育学等领域的变革，带来了经济、政治、法律、军事、外交、医疗卫生、文化艺术、城市规划等诸多领域的重大变革。所谓数字文化，就是指由数字技术和相关软硬件支持下，以文字、图片、声音、视频等多种形式表达的文化产品。

数字文化建设范文大全2

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品牌在“融合创新”背景下的发展现状

1取得的主要成就

1.基层数字文化网络框架基本形成

在国家开展“十三五”战略规划期间，我国中西部地区贫困省份的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工作被纳入到重点工作项目当中。截至20xx年底，国家已对中西部地区20余个省份中3866处乡镇文化中心完成了升级改造，目前共有14136个数字文化驿站被正式投入使用，这在极大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各个地区之间的文化差距，整体局势不再呈跳跃式发展。除此之外，自《实施方案》推行以来，各个地区以“数字文化驿站”为节点，不仅构建了“省——市——县”一体化的交流平台，还促进了多民族地区的文化交流。例如，藏区五省共同打造的“汉藏文化交流资源”，不仅实现了民族文化资源的共享，也打造了全新的特色服务项目[1]。

2.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储备不断扩大

（1）从资源储量来看，目前我国“数字图书馆”项目已经陆续落实在400多家市级以上公共图书馆当中，征集民国以前古籍善本与现代文献多达1447万条信息。据政府部门统计，其资源总量已达到22414TB以上。在此基础上，为满足特殊人群的文化需求，文化建设部门陆续推出各种类型的定制资源包服务，如“社区文化生活馆”“心声·音频馆”“大众美育馆”等。（2）从资源价值开发来看，自《实施方案》推行以来，越来越多的社会群体以及职能部门开始关注公共文化建设事业，并希望能够将其与更多的业务领域进行融合。据网络调查了解到，20xx年我国12个省份中，共有19家企业申报了多达27个慕课资源项目，其中涉及的类别有戏曲、音乐、书法、舞蹈、绘画各个领域，课件总数为3588件[2]。

3.数字文化项目平台背景深厚

首先，自2017年国家“公共文化云”上线以来，我国已基本实现了各级文化机构间的互联，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全民资源共享。而自《实施方案》推行以来，各级政府部门更是打造了“部级”“省级”“市级”“县级”4层平台模式，加深了各地之间的文化融合。其次，在移动电视、手机等新媒体技术支持下，公共数字文化平台获得了更加广泛的推广渠道。据2019年9月统计，全国利用数字电视展开演出、宣传的文化知识讲座多达670场，并获得了2.07亿的点击量。最后，在各类平台的共同推广与支持下，公共数字文化品牌获得了更多合作机会。例如，通过与喜马拉雅等电子阅读平台进行合作，发展中心共推出了11张专辑，共计3182个音频节目，据20xx年6月的统计，其平台关注数量已经超出了4.6万人次。

2发展中存在问题

1.品牌建设主体

在“云技术”的支持下，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品牌已经实现了不同地域、级别之间的对接，同时在新媒体技术与各大主办平台的支持下开发出了多种服务项目，目前已初步实现了文化事业的“跨界发展”。但从整体的综合发展成果来看，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品牌由于不重视名人推广效应以及缺乏长期合作关系，导致文化品牌的影响范围与力度都相对有限，远远没有达到理想状态[3]。

2.品牌建设类型

根据文化服务产品的主要特征，其目前较为流行的品牌类型大多集中在展览、体验、教育、竞赛、讲座等五种类型中，虽然文化建设步伐正在不断加快，但其涉及的服务领域依旧略显单调，无法及时满足当前受众群体的需求变化特征，缺乏民众基础，民众的支持力度不足。

3.品牌营销推广

首先，当前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品牌的营销推广活动主要集中在“两微一端”平台，尚未实现根据活动定位以及目标群体灵活选择多平台推广的目标，因此，其宣传效果通常不尽如人意；其次，线上推广与线下活动之间明显存在断层，导致受众群体不能及时获取营销信息；最后，营销手段缺乏特色，忽略了受众群体的“浸入式”体验，不利于扩大宣传影响范围[4]。

4.品牌评估反馈

评估与反馈机制并不完善，现阶段国内虽然已经出现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文化服务品牌的运行、建设、效能、管理展开评估，但其存在较为明显的问题，主要是信息来源渠道相对单一，无法进行长远战略规划，同时其也不利于品牌推广过程中对目标人群的定位。

二、融合创新发展背景下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品牌建设策略

1打造“工程”与“服务”双品牌项目，拓展数字文化功能领域

现阶段，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品牌正以“遍地开花”的趋势在各个领域中蓬勃发展，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成果喜人，但其实际产生的建设成效极为分散，只体现出了文化价值引领的部分功效，远远没有创造出更多的实际价值[5]。针对这一现象，人们一方面不能忽视文化品牌原有的“服务”功效，另一方面也需要考虑将其建设目标整体向“工程”领域迁移，并建立二者之间的协同发展机制，从功能定位、服务类别、发展项目等多个层面入手，思考其品牌价值的长远目标以及宏微调控。为促使这一目标的有效实现，人们需要进一步消除行业壁垒，不仅要促进多领域之间的跨界合作，更要吸引地方政府主动加入工程品牌建设行列，如此才能够将“文化服务”转变为“民生服务”，以实现数字文化品牌的经济价值[6]。例如，中西部地区22省份乡镇“数字文化驿站”建设期间，结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各地省级政府部门积极发挥主导作用，并对各级社会公共文化机构提出建议，要求其共同打造以“经济扶贫”为主题的文化工程品牌。在活动开展期间，各地省级政府部门不仅结合各个地区的经济特色、文化特色以及资源特色，开发出了养殖、种植、传统工艺、旅游文化等相关的扶贫经济项目，更是积极引入各类文化资源，以开设知识讲座或网络宣传的形式来提高群众的信息素养、人文素养，做到“扶贫先扶智”。同时以乡镇级为单位，积极开设“数字文化展示馆”，利用丰富的影像、图文资料向民众普及经济知识，不仅有效带动了地域经济发展，还拓展了数字文化品牌的功能价值[7]。

2促进文化品牌的多元化发展，吸引更多受众群体

针对数字文化品牌类型单一，无法有效吸引更多受众群体这一现象，相关机构需要在《实施方案》文件的指导下打造多元化的特色品牌项目，从而有效满足更多受众群体的需求，吸引更多潜在群体的关注，实现品牌影响力度的有效提升[8]。为此，相关机构可首先对受众进行信息需求的调研，广泛了解当前受众群体对于文化品牌的不同需求，进而在此基础上创新“菜单式”服务模式，密切围绕公众需求提供定制服务，并打造系列“数字文化超市”，支持用户在移动客户端根据个人意愿自行选择感兴趣的文化品牌类型，从而实现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由“政府端菜”向“百姓点菜”的转变[9]。以东莞“空中文采会”活动项目为例，该活动期间展出的各类文化产品中，全部以“线上点单”的形式呈现在群众面前，并详细展示出了各个领域、各个类别的文化服务品牌，旨在促进线上文化交流与线下业务开展之间的实施对接，其除了能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之外，还能确保文化品牌对更多的功能领域所产生的指导作用，进而有利于打造公共文化与服务领域的一站式服务平台[10]。

3加强品牌营销力度，获得坚固群众基础

数字文化建设范文大全3

关键词：公共数字文化；问题；思考

一、文化的意义

《周易》中曾对“文化”一词作出解释：“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大意是“通过关注人伦秩序，使人们的行为合乎文明礼仪并以此推及天下”。由此可见，“文化”指导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对个人和社会的长期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优秀文化灿若繁星，这些成果都是中华民族发展的缩影，反映了历史也引领着中华民族走向未来，文化的保存与传播对国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公共数字文化发展现状

公共数字文化的概念起初形成于编制国家“十二五”规划过程中，它是将数字化技术与互联网、大数据等平台应用于公共文化领域，实现公共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共享、广泛高效传播［1］。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公共数字文化战略被视为公共文化战略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先后出台了《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等一系列指导文件，对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与指导［2］。在方针政策的引导下，近年来我国在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工作上不断进取：位于南京博物院负一层的数字馆由实体展馆和虚拟展馆共同构成，两者互补互融，立体展现中国古代文明；莫高窟的“数字敦煌”运用计算机技术使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和彩绘得以永久保存，使东方文化可以走向世界；故宫博物院的“数字故宫”通过数字化、云化、AI化的科技手段，完成大量文物的高清影像采集、精修工作，打破空间限制，为公众提供广阔的数字文物库；国家数字图书馆通过以中文信息为主的资料库群，有效改善互联网上中文信息匮乏的状况，同时作为信息的载体与传播的有效手段，为提高全民综合素质创造了条件。虽然我国在数字文化建设工作上取得了大量成果，但仍存在问题需要解决。

三、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不足

（一）受制约因素影响，信息采集不全面公共文化场馆是指由政府机构或民间组织建设运营的以服务大众为目的的文化场馆，其范围包涵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博物馆、纪念馆等［3］。受现实制约，公共文化场馆在采集所需数据时面临各种困难与挑战。有的公共文化场所功能单一、规模较小，拥有的信息、数据片面；有的公共文化场馆采集信息效率不高且信息得不到充分利用；有的公共文化场馆机制不健全，保存工作不完善，导致过往信息不完整。信息采集是数字文化建设的基础，低效的采集工作往往是导致最终结果达不到预期的原因之一。

（二）技术更新不及时，工作成果不符合当下需求数据量大与传播、变化速度快是信息时代的显著特征，这两大特征对我国数字文化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快速获取相关、全面的信息并及时加以分析、运用，才能使工作成果在当下最具价值。而现实工作中，由于技术短板、经验不足等原因，许多公共文化建设主体无法及时获取或更新、分析、运用所得信息资源，最终导致虽然完成工作，但工作成果缺乏实效性，不符合当下需求。

（三）数据和成果共享不足虽然各省市、地方文化建设单位积极打造公共数字文化平台,但是仍存在不同主体间断层割裂、标准不一、重复建设等现象。这些现象不仅造成浪费，也降低了信息的可用性，限制了工作成果的可能性与创造性。究其原因，是由于主体间缺乏交流合作的机会与渠道，在数字化过程中只关注自身的地域范围与功能定位。要解决这一不利局面，则需要建立高级别的统一、可靠的机制或平台为从事数字文化建设的单位提供共建共享的机会。

（四）复合型专业人才缺乏数字文化工作以文化为工作内容，以技术为依托，需要工作者具备跨领域知识与能力。只懂文化但不具备技术知识，则不能合理运用技术高效、准确地实现工作目标；只懂技术而不具备专业文化素养，也无法保证工作方向的科学性和实施过程的连贯性。由于数字信息技术诞生较迟，导致我国数字文化建设工作队伍中的骨干成员大多长年从事并擅长传统文化建设工作，熟练掌握数字技术者甚少，文化与技术复合型人才的稀缺是我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之一。

四、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思考

针对现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一）创新方式方法，拓宽采集渠道信息采集为后续的数字文化建设工作提供资源与工作依据，信息采集工作是否全面、高效直接决定了数字文化建设工作能否实现预期效果。为了尽可能获取全面、有效的信息，采集数据的渠道与方式应更加多元化，公共文化建设主体应根据具体情况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拓宽信息采集渠道，建立有效的信息收集系统。此外，针对服务公众的数字文化项目，建立意见与建议反映渠道，使项目建设者直观了解使用者的实际需求与想法，从而使项目能切实满足公众需求。

（二）形成持续学习，坚持与时俱进数字技术推陈出新，数字文化工作从业者也需要持续学习，将新技术运用于工作中，不断提高工作质量与水平。文化建设主体应利用合理机制促进工作者主动学习、持续学习，掌握新知识、新技术。将学习机制规范化、常态化，工作者在不断提高自身专业素养和业务水平的同时，项目质量也将不断提高，此外实际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又进一步助推工作者的专业发展，最终形成良性循环，使我国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与时俱进。

（三）实现数据共享，建立互利机制为实现不同主体的信息共享与业务交流，上级单位应建立统一的平台与机制，运用“1+1>2”的聚合效应，实现信息、资源最大化应用。以浙江嘉兴打造的“文化有约”平台为例，平台将数据共享运用到数字文化建设中，整合了系统内各类文化场馆和系统外的科技馆、纪念馆、青少年宫等资源，针对资源进行统一的服务与管理，并将所得成果延伸到基层，显著提高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效率。江苏目前也已建成江苏公共文化云平台，平台整合省内地市、区县级文化馆资源，提供线上鉴赏、慕课学习、表演直播、在线看展、预约活动等服务，实现了省内文化资源的共建共享。

（四）创新手段，吸引文化与技术复合型人才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对推进我国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工作意义非凡，吸纳文化与数字技术复合人才尤为重要。薪资是吸引优秀人才的条件之一，广阔的职业发展前景也十分重要，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数字文化建设工作时不仅考虑建设主体的发展情况，也要考虑建设人才在工作进程中的获得与发展，在保证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为个人创造更多学习与发展的机会。此外，还应积极创造条件，在建设工作中充分激发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使人尽其能地，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工作做出贡献。

五、结语

推行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是顺应时代趋势的科学举措，虽然目前我国在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上取得些成果，但仍有很大发展空间。文化建设主体应根据实际情况，从高效采集信息、形成持续学习、建立共享机制、吸收复合人才四个方面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将优秀文化与科学技术相融合，有效推动公共数字文化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淼,孙红蕾,郑建明.公共数字文化:概念解析与研究进展[J].现代情报,2017(07):174-179.

[2]王淼,陈懿行.公共数字文化协同发展战略的构建及实施[J].当代图书馆,2019,137(01):7-11.

数字文化建设范文大全4

（一）政策制度体系为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提供支撑

近年来，推动数字乡村发展成为国家乡村发展的重点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指出，通过乡村文化网络阵地建设，推进乡村优秀文化资源数字化，加强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2]20xx年《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xx—2025年）》公布，对“十四五”时期数字乡村发展作出部署安排，实施乡村网络文化振兴行动。[3]20xx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xx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4]这些顶层设计，为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支撑和保障。

（二）城乡一体化建设为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提供基础

“十三五”以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设施网络日益完善。根据《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要求，落实公共服务领域重点改革任务，相继实施了县级“两馆”、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逐步形成，截至2019年底，1649个县（市、区）建成文化馆总分馆制，1711个县（市、区）建成图书馆总分馆制。截至2020年6月，共建成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56万个，覆盖率超过95%。[5]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成效显著，进一步提高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可及性和便捷性。

（三）新技术为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提供动力

互联网技术推动了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20xx年2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报告指出，我国农村现有网民规模为约2.8亿，现有行政村已村村通宽带。[6]新技术催动新业态的形成，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的兴起，为乡村文化传播提供了新渠道。这些短视频平台也重点扶持乡村短视频创作，推动乡村特色文化的广泛传播。借助新技术的力量，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内容不断丰富。近年来，以“村晚”为代表的一系列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品牌，由线下到云端，造就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新形态，提供了新动能。

二、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存在的问题

（一）东西部和城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不均衡

由于经济水平发展、自然条件和财政投入等原因，东部地区在公共文化服务特别是供给方面存在明显优势。在公共文化服务基本指标方面，包括文艺演出、展览、教育培训、广播影视等公共服务方面，2016年上海市指数为4.66，而贵州省仅为0.71，差距很大。[7]在城乡之间，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待解决。特别是在一些西部偏远农村地区和高原山区，与城市相比，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领域的人均投入不仅存在差距，而且服务保障水平存在严重不足。

（二）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与数字乡村总体建设协调管理机制有待完善

当前，在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数字新技术得到广泛运用，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多个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建设粗具规模。但这些数字建设平台分属不同的政府部门，出现了资源配置不均衡和各自为政、多头管理的情况。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大统筹力度，发挥合力。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要充分借力上述政府平台，与其他乡村信息服务进行信息共享，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8]

（三）数字文化产品供给不足，品质有待提升

“十三五”期间，基本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乡村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农民对公共文化产品的需求也有显著变化。由于城乡和地区差异、数字新技术发展程度不同，导致了公共数字文化需求呈现多元化特征。另外，乡村数字文化产品存在着同质化现象，定位不清晰、特色不鲜明、吸引力不够，面向不同受众群体需求的优秀数字文化产品有效供给不足。[9]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服务社会认知度较低，资源利用率有待提高。

（四）乡村数字文化人才缺乏

目前，有些乡村文化站没有专人负责，乡镇文化站也缺乏具备文艺特长和文化素质的专业人才。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导致很多村庄老年人的比例大幅上升。另外，从人口构成上看，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明显弱于城市。农村用户基本数字素养较低，再加上文化工作人员专业性不强，难以适应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数字化、传播网络化、设施管理信息化、设备智能化等要求，导致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利用率低下、服务水平低下，无法赋能乡村振兴。

三、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赋能乡村振兴应遵循的主要原则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位于公共服务网络的末梢。相较于城市，农村的公共数字文化建设速度缓慢，发展水平明显滞后。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促进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快速提升，笔者认为，在“十四五”期间，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赋能乡村振兴，应坚持以下三个主要原则。

（一）坚持公益性原则

作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公益性原则，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明确要求，公共文化组织实施主体是各级政府。各级政府通过加强设施建设，完善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在乡村数字文化服务建设中，首要的就是坚持政府主导。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就要加大经费投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技术和文化服务融合发展。在兼顾公共文化服务公益性原则的基础上，鼓励社会各行业和企事业单位积极参与投入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以形成多元化、可持续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格局。

（二）坚持高质量发展原则

实现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就是要统筹持续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加快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进乡村的“最后一公里”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通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使数字技术在乡村达成全方位、全角度、全覆盖，以实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完善、资源配置优化、供给能力提升的目标。同时，不断加快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进程，通过创新方式和手段，提升服务水平，提供更加便捷、更加丰富、更好质量、更高层次的乡村公共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升幸福感、获得感。

（三）坚持县域统筹、乡镇发展为主的原则

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县域统筹是20xx年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工作任务。目前推进的县级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最终目标是实现县域公共文化服务统筹。乡镇人民政府作为最基层的政府机构，具有管理和指导农村建设的职能。乡镇综合文化站承担服务基层群众和坚守农村思想文化阵地的任务。按照公共文化服务的职能分工，县级和乡镇人民政府、县级图书馆和文化馆、乡镇综合文化站，在乡村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中分别起到统筹协调和指导业务的作用。下一步，应以乡镇综合文化站为主要阵地，发挥枢纽作用，全面推进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四、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赋能乡村振兴的具体路径

（一）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探索多样化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模式

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出台了一系列政府法规和文件，为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目前，乡村数字文化建设在公共文化服务保障体系、乡村文化网络阵地建设和乡村网络文化振兴行动中尽管有所体现和侧重，但因没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未形成一整套建设思路，也无专门的经费支持，其进展比较缓慢。此外，乡村数字文化建设在数字乡村建设总体架构中，特别是实现乡村公共服务信息化以及生活智慧化过程中，地位不够突出，作用发挥不明显。因此，为促进乡村公共数字文化建设，首先应抓住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机遇，做好顶层规划和设计，研究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制定相应的规划，形成发展思路；其次要制定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规范，实现建设途径和方法的规范化；还要在数字乡村建设中加快新一代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应用，着重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最后要提供相应的经费保障，确保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可持续发展。

（二）提升公共文化数字化平台服务效能，促进数字乡村建设平台间的协同发展、信息共享

依托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平台间的统筹协调机制。充分运用大数据、智能化等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全国国家公共文化云等平台的互联互通，提升公共文化数字化平台服务效能。当前，数字乡村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农村大数据平台建设已见成效，电商农业、智慧农业等数字乡村产业粗具规模，“互联网+政务”“互联网+党建”等数字乡村综合服务数字化信息平台在村庄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平台作为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利用现有农村网络设施，与其他数字化信息平台统筹谋划、协同发展，并做到资源共享，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高效化、集约化。

（三）发挥品牌引领作用，推进数字资源供需对接

为解决公共数字文化供需矛盾，一方面要自上而下扩大有效供给；另一方面要激发基层自我创造活力。近年来，群众文化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批有重大影响力的活动品牌，如全国云上广场舞、乡村村晚、群众歌咏大家唱等。通过品牌活动，带动村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集体能动性，提高村民对乡村公共文化可接受性，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10]同时，激发基层群众创造潜力，通过自我创造丰富资源产品供给。充分挖掘农村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推出多元化公共数字文化精品，丰富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内容提高服务品质，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需求。

（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基层群众的数字素养

数字文化建设范文大全5

【关键词】数字化阅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一、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的内涵

公共文化服务是指：“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以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为主要目的，面向全体公民提供的公共文化设施、产品和服务。”从宏观层面讲，公共文化服务考量的标准是普通老百姓对文化服务、活动的现实需求和可及性、参与性。从广义上讲，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涉及百姓的日常生活，公众有参与条件并且能享有服务保障的文化服务和活动。公共文化服务需要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供给水平相适应。公共文化服务通过媒介来完成，因此，在数字化媒介时代，公共文化服务需要更新自身产品和服务形态，以适应新媒介需求。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是指将社会公共文化产品或服务，以及公共文化设施向数字化、智能化、移动多媒体化转化，从而彰显数字化时代公共文化服务的媒介属性。有学者认为，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应包含三层含义，即：以互联网以及数字化信息采集、处理、存储和传输、媒介物的数字化和社会生活方式的数字化。新时期，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具有如下内涵：首先是公共文化服务内容数字化。在数字媒体时代，要适应服务对象需求和欣赏习惯的变化。在当前网络新媒体时代，文化消费多元化、新媒体化等特点，决定了政府部门必须开发出时新的数字化形式的产品和服务，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将原有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以数字化形态呈现，并且按照社交媒体时代新的传播方式和特点，为公众提供全新形态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其次是公共文化服务方式数字化。将现有的公共文化服务向电子化、网络化迁移。我国在2012年以后加快了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数字化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部分地区以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服务单位集成平台，以大数据信息资源整合为基础，以互联网共享服务为保障，通过电脑、手机等设备，为公众提供数字化阅读资源服务。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象征之一，历来被世界各国所重视。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文化也在经历全球化演变，当前的全球文化是多元文化，不同思想交流碰撞，存在交融和交锋的局面。美国学者约瑟夫曾经说过，软实力是一种通过吸引而非强制的手段来实现目的的特殊力量，是一种国家实力的象征。在当前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公众可以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和现代传播手段，利用和整合数字化阅读资源，来丰富自己的文化生活。相关部门应以互联技术为契机，以智能化、全视域、跨终端的数字化阅读服务，让公共文化服务融入百姓生活。公共文化服务应由政府主导，这是其与其他文化相区别的明显特征。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是任何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而其中的公共文化服务又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前途命运。对任何国家而言，向国民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责任，而享受公共服务是民众的基本权利。我国的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公共文化这一内容。公共文化之所以被纳入到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证实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全民普惠性、由公共财政支撑的合理、合法性。明确了公共文化属于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范畴，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这些年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

二、数字化阅读已经成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已经进入21世纪，西方先进国家以数字化电子政务建设在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和国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取得一定的成功经验。信息化时代国家软实力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数字化应用的竞争，运用数字媒体技术提升政府行政水平和服务效能，已经成为当下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共识。在建设服务型政府和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双重驱动下，电子媒介技术与公共文化服务融合已是大势所趋。“开展全民阅读活动”作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举措之一，历史性地被写入了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近年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多次提出全民阅读，从国家层面来看，全民阅读已成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数字化产业蓬勃发展和国家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背景下，我国国民的数字化阅读迎来了更大的推进契机。《国家“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城市基层社区数字阅读平台、农村数字书屋、公共图书馆数字阅读终端等基础设施。在当前日新月异的数字化发展时代，公共文化服务与现代科技融合发展将成为历史潮流，不可逆转。2011年12月，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发文明确提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包括数字化平台、数字化资源、数字化服务等基本内容，以制度体系、网络体系、资源体系、管理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为着力点，构建海量分级分布式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库群，建成内容丰富、技术先进、覆盖城乡、传播快捷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从政府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供给向公众数字化消费转变，是“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转型的重要体现，契合当前网络数字化时代公众对数字文化的需求与消费形势。学者方标军认为，“这一概念是在肯定既有公益性数字文化产品及其服务的同时，着意突显其‘利用信息技术拓展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传播范围的重要途径’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作用，从而超越了单纯技术层面上公益性数字文化的传播网络化，而是以网络媒体为介质，尽可能广泛地覆盖、到达目标受众，强化公民生活中数字文化的内在影响。”在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于科技融合方面，《我国“十二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具体任务，即“深入实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加强各地区数字图书馆建设，加强公益性文化单位网络服务平台建设和加强移动通讯技术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相关应用”。在当前网络化、数字化的背景下，技术不仅是公共文化服务手段，更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基础支撑作用。在某些情况下，由技术衍生的具有新形态的公共文化数字化阅读产品和服务，也会进一步丰富公共文化服务的内涵。以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这一概念来概括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新的发展方向，更加突出其本质属性，才能更有效地区别于传统媒介时代的公共文化服务。因此，当前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的内涵已经具有了新的时代意义。在“互联网+”时代，数字化阅读媒介和内容，已成为当下我国国民基本的文化消费方式之一。积极有效地推进全民阅读工作，需要以数字技术和多媒体技术应用发展的眼光，分析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的关系，厘清人文阅读与科技阅读的关系。传统书刊应不断锐意进取，积极革新，创新内容传播载体，积极推进内容数字化，创新移动化、数字化、社交化传播方式，以适应数字媒体时代公众新的阅读习惯和特征。在我国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大环境下，各地区各部门要统筹协调，充分发挥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主阵地的作用，在公共文化阅读产品数字平台建设、数字资源共享与传播、中西部落后地区的数字文化服务等方面下大力气，力争取得实效。

三、我国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

在数字化时代，我国各地顺应新时代要求，着眼满足群众数字文化需求进行了很多有益探索。如上海市2014年推出的“城市公共文化云”服务，该服务基于云计算将信息技术与文化资源打包上“云”，通过云平台整合等诸多手段，使普通民众享受到公共文化的“云应用”。浙江省2015年推出的“浙江文化通”服务，则以图书馆、博物馆和影剧院等公共文化服务集成管理系统平台为基础，以大数据信息资源整合为手段，通过云共享服务和移动媒介为公众提供搜索和阅读数字信息资源服务，形成网络自助图书馆。近年来，我国各地区还相继开通“数字化公共文化体验平台”，这些平台利用社交媒体和多媒体移动APP终端，将图书馆数字化媒体资源和本地数字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向普通民众提供相关服务，如文化互动体验、互动阅读等群众性文化活动等。成都市在2015年5月底，建成了一中心、三平台，即：公共文化数字化中心和公共文化数字化管理、服务、APP信息服务移动平台。这些数字化平台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公共文化建设数字化向纵深发展。公共阅读服务建设对我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加快推进和完善惠及百姓的数字化公共阅读体系，是我国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的根本任务，也是缩小城乡文化差距，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必要途径，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全面、均衡、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我国“文化小康”和“文化现代化”，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的必然归宿。我国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萌芽于本世纪初。2002年，我国从国家层面启动了公共文化服务信息资源共享，在公共文化服务信息化至今的十余年时间中，我国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基本是各项目单独实施，缺乏整体性考虑与规划，欠缺资源共享的理念，在很长时间里，未能形成全局性概念与思路用于指导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十二五”以来，我国已初步构建起覆盖全民的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制度体系，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与网络及社交媒体发展速度相比，我国的数字阅读发展还相对滞后。虽然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已基本建立，但依然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是地区不平衡问题，东部地区最好，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差。有数据显示，在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方面，东部经济发达省份与中西部地区省份存在较大差距。在人均公共图书馆购书费方面，上海是河南的33倍，差距非常明显，公共图书资源存在明显的地域不平衡特征。其次是条块分割，各自为政，标准不一，重复建设，数字资源缺乏互联共享。各地区都在响应中央号召，加大力度在进行数字化阅读建设，但各自为政，缺乏互联互通思想，缺乏顶层设计和相应的政策法规。国家在总体规划部署上缺乏必要的指导和统筹协调运作机制，使得数字化资源条块分割现象明显，在数字化文化服务建设中还缺乏统一的标准，为日后资料互通共享留下隐患。再次是数字化资源整合力度不够。虽然我国网络建设近些年呈现快速发展，但数字化资源开发力度和水平依然较低，数字化内容资源与新媒体特别是社会化媒体缺乏深度融合，资源内容单一、陈旧，群众使用和参与度有待提高，数字资源优势得不到释放。此外，在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方面，部分地区未充分吸收民间资本，公共文化资源的大数据建设推进缓慢，这些问题都直接制约着公共数字文化产品与服务有效落地，难以真正惠及普通百姓。

四、数字化阅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措施和建议

（一）以大数据为支撑，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指标体系

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提高数字化阅读服务水平，同步推进互联网线上、线下“全民阅读”活动。充分利用新媒体，发挥大数据在数据搜集、计算、整理、统计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对公众综合阅读率、数字化阅读率进行统计，为进一步推进全面数字化阅读提供前期数据支持。

（二）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构建统一的全民阅读服务平台

要加快我国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网络及数字化建设，逐步增加公共服务人群。要根据《国家“十三五”文化纲要》指示精神，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积极推动数字化阅读走向纵深发展，打造基于互联网资源完全共享的部级公共阅读平台，稳步推进各省、市、自治区综合数字化阅读平台建设。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精准地掌握公众的阅读习惯和文化消费需求，为公共服务平台进一步发展打下良好基础。积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与科技融合发展，全面推进重点城市图书馆、文化馆、纪念馆以及展览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转化和采集保护工作，运用大数据技术和云服务技术，借助新媒体传播载体，打造公共文化服务基础信息资源共享数据库，进一步推动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建设。

（三）利用新媒体技术，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专业人才培养水平

要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加快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专业人才培养工作。任何行业的发展和改革创新都离不开人才，只有具备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人才，才能推进各项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数字化阅读需要掌握大量的计算机和移动新媒体相关知识，普通民众一时无法通过自学掌握相关技术，必须通过相关的技术培训人员给予专业指导。要加快建立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人才培养体系，在高校专业中给予倾斜，在产教融合中培养和挖掘相关人才。

（四）要以政府为主导，加快推进公共数字化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国家“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中明确提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均等化、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是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责任之一。要坚持政府主导，全社会各部门协调推进的原则，以满足群众文化需求为根本目的，科学规划，积极推进公民公共阅读文化服务均等化。要按照“大统筹、大整合”原则，出台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的相关政策法规，建立部级数字化阅读公共服务平台,加快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网络数字图书馆建设。

（五）打通社交媒体数字化阅读有效渠道

数字化阅读公共文化服务不仅要提供“在场”服务，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还应该更加注重提供“在线”“在网”的服务，让无数的年青人，包括90后、00后，让无数的农民工朋友们，让无数留守在乡土翘首期盼的老年人，可以随时随地享受数字化阅读带来的便利。数字化阅读要结合先进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现状，与社交媒体有效融合，扩大数字化阅读受众群体，打通数字化阅读的有效社交渠道，真正与新媒体协同发展。要发挥社交媒体在数字化阅读产品传播上的优势，将社交媒体打造成数字化阅读群体扩大的重要途径，以社交媒体带动“全民数字化阅读”活动蓬勃开展，将社交媒体打造成为全民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体系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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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迪.从国家包揽到多方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社会治理理念与实践[J].学术论坛，2017（1）.

数字文化建设范文大全6

从党的十六大到，中国语境下的治理内涵与治理思路日益清晰。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要求下，政界与学界开始思考本领域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许多学者利用治理现代化的视角进行研究推动。通过文献回顾，文化治理、社会治理、公共文化治理等成为学者思考文化与治理耦合性关系最多的研究主题，而公共数字文化治理则是具备前沿性与现实性较高的研究内容，经历了一段时期的研究推进，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进入学术界视野。

2公共数字文化发展现状及治理概况

公共数字文化首先在存在形式上实现了数字文化与纸本文化等实体文化的区别，同时用公益性、公共性规范了数字文化的边界，赋予其内涵，最终通过公共服务实现其价值，从而使公共数字文化这一概念成立。2.1公共数字文化的发展现状。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宏观上来说，公共数字文化指在全社会范围内产生的能被公平获取、公共利用的具有公益性、数字性的文化产品及文化服务的总和。大部分来源于政府机构、文化事业单位，小部分产生于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狭义上的公共数字文化是指，以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等重点工程为基础，打造的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库群，构建的互联互通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络过程中产生和实现的文化形态，通称之为公共数字文化。虽然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格局宏观，但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解。（1）作为承担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主体工作的公共图书馆和文化馆逐年增加。截至2016年底，我国公共数字图书馆3172所，文化馆3338所[1]。包括档案馆、博物馆在内的公共文化机构主要承担资源整合、服务推广、巩固公共数字文化基础设施等功能。（2）积极的智库支持。目前，全国共建有包括北京大学和上海市图书馆等在内的6个国家公共文化研究基地。2015年12月“大数据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研讨会”在上海图书馆召开，会上《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大数据应用研究》报告。2016与2017年底，公共数字文化研讨会分别在上海图书馆与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召开，会议主题分别为“共话公共数字文化发展方向及对策”以及“智慧时代的公共文化空间服务”。（3）从三大数字文化工程到国家公共文化云。在三大惠民数字文化工程中文化共享工程承担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主要任务，截至2015年底，文化共享工程数字资源总量累积达到532TB。地方特色资源建设量达到459TB，累计立项724个，中央财政专项经费投入约9亿元[2]。文化共享工程现有六级服务网络和国家公共文化数字支撑平台构成了国家公共文化云的基础。国家公共文化云的推出具有标志性意义，成为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总平台、主阵地，于2017年中国文化馆年会期间开通。（4）从2011年到2017年我国出台的公共文化政策中涉及公共数字文化内容的达42项。其中《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与《“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起到了阶段性的纲领作用。2017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与2017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的先后出台，使公共数字文化有了更清晰的身份认识与目标规划，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从标准化、管理化走向法制化、治理化。2.2公共数字文化发展特点以及面临的困境。在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研究中，国外并没有完全对应于公共数字文化的概念[3]。各国在公共文化服务、数字文化建设上各有特点。美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主要来自市场，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成为数字文化建设的主体，通过项目合作来实现数字文化的建设与服务。法国采用“政府主导型”文化治理模式，文化的财政投入通过签订契约的方式确保公共财政支出效益。而英国在文化事务管理中一直保持“一臂之距”，使用中介机构独立承担文化财政的投入与分配问题，通过分权使政府与民间保持一种间接的关系，用新的治理主体来分担政府的工作[4]。各国不同的文化治理的模式取决于政治体制与法律制度的差别。在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概念孕育于国家“十二五”规划设计，之后实现了快速度发展。2016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资金为208.62亿元，其中51.57亿元用于推进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站）等机构的建设；130.06亿用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5]。我国的公共数字文化发展以国家项目为基础，国家数字网络为支撑，国家与地方共建，承担了公共文化服务、全民素质提升、文化扶贫等重要任务，同时也是国家文化管理向文化治理转变的重要方式。虽然我国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仍存在较为突出的矛盾。（1）资源与需求的矛盾。各公共数字文化工程之间长期缺乏统筹规划，影响资源的有效聚拢，这成为公共数字文化发展中的核心难题。资源提供与公众文化需求之间存在脱节，同时因为缺乏互通互联机制，改善进程缓慢。（2）给予与接受的矛盾。公共数字文化的文化福利角色，使得公共数字文化的服务处于政府包办的旧习中，建设趋于行政化，投入导向指向政绩，这种自上而下的服务方式，容易形成统一的服务制式，很难满足民众的个体个性化需求与整体广泛性需求，最终会影响公众对公共数字文化接受度及服务效果。（3）实效与评估的矛盾。公共文化服务很容易落入追求名义上的无差别供给。统计意义上的文化服务设施忽略了文化复杂性、族群异质性、地方差异和个体多样性，相应地，也由于各种原因造成了设置空置、项目遇冷的情况[6]。而评估过程中缺乏全国性行业性的基本规范，形式也为上级对下级的考核，加之，公共数字文化不作为传统文化形态而被人们所熟知，社会认知度低，价值估量难，导致评估效果易失实、偏颇，无法展现公共数字文化发展的真实水平。以上三类矛盾的存在及其不良影响，使得近年来的学界开始探讨用治理的理念来统筹公共数字文化发展，改变公共数字文化的发展格局。2.3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理论与实践探索。目前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将治理核心理论与公共数字文化发展形态对接。寻找治理理论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帮助存在两种认识，第一，是公共数字文化领域内通过治理，发展公共数字文化的内在需要；第二，公共数字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文化治理及治理能力在公共数字文化领域的延伸表现。现有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基于第一种解释，公共数字文化治理是指“通过对公共数字文化的制度治理以及各项业务的内容治理，是公共数字文化事业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7]。基于第二种研究思路的学者认为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不仅要实现对数字文化内容的治理，更强调宏观性和战略性，发挥数字时代优化社会环境的职能，通过不断调整，优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的关系，促进国家治理”[8]。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理论中，多中心治理、协同治理、整体治理具有代表性。多中心治理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形成政府与社会主体平等合作的网格结构。协同治理的研究中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的数字协同，通过数字传播技术在公共服务中的运用，而打破政府传统社会管理和服务方式的一种变革，可以有效提高行政绩效水平[9]。而传统文化管理模式中的服务碎片化和分散化、社会参与度低等问题，成为公共数字文化整体性治理研究的基础[10]。目前，公共数字文化的治理实践还处于摸索阶段，我们可知的治理实务有几种形式。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的社会化合作。业务外包与服务推广是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社会化合作程度较高的两类，国家数字文化网、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在网站建设、资源数字化加工过程中都与市场企业进行了程度不等的业务合作。法人治理结构。2014年9月，文化部颁布了包括南京图书馆、广东省博物馆在内的10家国家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试点单位名单。2017年国家《关于深入推进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实施方案》，计划分两步走，到2020年，市（地）级以上规模较大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美术馆等基本建立以理事会为主要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政府购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目前国家鼓励建立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机制。2015年的《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意见的通知》中，首条明确“公益性数字文化产品的制作与传播”为购买内容。政府购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这一形式，不仅改变了政府与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与社会组织，与市场等多种基本关系，而且重构了实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主体的结构关系。

3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的理论解释

公共数字文化治理属于国家治理体系，具体而言是在文化治理范畴之内，其理论支撑、实践路径都根源于国家治理及文化治理之中。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研究是以文化治理为研究基础，加上技术思辨，形成了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的研究思路。3.1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应用层面来讲，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是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研究向实践转化的过程与成果。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作为一套综合系统，可以用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来进行简单解构，他们之间形成了结构与功能的关系，治理体系是实施治理的基础，而治理能力是实现治理的保障。因此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需要分三个层次，第一，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研究；第二，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研究；第三，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是按照“设施——资源——服务”来构建的系统。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是形成高效科学治理能力的基础，治理能力的表现是治理体系完善与否的重要体现。治理能力是治理体系整体功能体现，也是治理体系各部分运行的制度力量与治理效果的展示过程。3.2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的维度划分及基本构成。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是个综合概念，维度划分基础为公共数字文化的特性、公共数字文化的能力建设及能力作用。将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初步划分为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为治理主体，具体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第二个维度为治理过程，治理是一个过程性概念。具体包括准备阶段、实施阶段、产出阶段和结果阶段；第三个维度为治理能力类型。具体包括战略策划能力、资源整合能力、价值塑造能力、公正保障能力和创新创意能力等能力。虽然维度划分存在弊端，容易将公共数字治理等同于若干领域、若干要素的叠加，无法体现治理的整体性与协同性。但是，也便于厘清能力要素与能力结构间的逻辑，而对能力类型的具化分析展现了公共数字文化能力现代化特征。（1）战略规划能力。是治理能力的一项共性能力，指对全局性治理问题进行战略考量与步骤设置。战略能力也是一种宏观能力，是方向性的把控力，而在实践层面战略能力又具化为科学的决策能力，更多的表现为治理主体在决策决议时体现的科学素养和实力水平。（2）资源整合能力。主要表现为信息组织能力和数字化能力。主要体现在将公共系统之内，服务于公众的数字文化资源整合、数字化，成为全社会范围内能够问询、获取、调用的资源。公共数字文化的资源整合能力是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前提。（3）价值塑造能力。主要体现于公共数字文化作为文化产品的人文价值和社会价值，以及在治理过程中挖掘、展现、塑造公共数字文化价值的作用表现，最终目标是公共数字文化引导并影响社会公众价值观。（4）创新创意能力。公共数字文化的创新创意能力主要依靠于公共数字文化的数字化特性，是通过数字技术驱使而产生的革新力，以及在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过程中的创新治理方式，促进制度改革的能力。（5）公平保障能力。公平保障能力就是如何通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解决区域公共文化发展不平衡、资源获取阻碍等问题，保障资源共享、全民公用，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目标实现。3.3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表征分析。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表征可以参考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表征的定义，“现代化即是在科技推动下，整个社会已经或正在发生着积极变化的过程”。从目前的研究可见，“三表征”（制度化、公平化、有序化）、“四表征”（民主化、法治化、文明化、科学化）、“五表征”（制度化、民主化、法治化、高效化、协调化）为治理现代化表征的多重认识[11]。公共数字文化本身就是具有先进技术支撑的文化样态，因此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表征更多的从公共数字文化的属性入手，并结合治理目标而确定。（1）制度化。制度是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的关键变量和核心，通过构建公共数字文化制度体系，将规范理性、共建共治、平等协作等理念传达到公共数字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引起思想观念、组织方式、行为手段的变革，实现传统管理模式向治理模式的转变，同时，这一过程中，还体现出新科技推动，新理念扶持、国际化视野等现代化特征。（2）多元化。主体多元是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多元主体治理可以实现共同治理的网络结构，从而合理配置资源、有效解决冲突，并形成平等合作的治理风格促进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主体的潜能发挥。（3）协同化。协同化是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的本质要求。公共数字文化治理是包含多要素、多单元的系统运行，各要素各单元之间相互作用，各子系统间影响复杂但又相互协同。（4）高效化。公共数字文化治理通过决策科学化和执行高效化，最大限度增大社会效益，这也是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之一。（5）公平化。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的实务是通过对公共数字文化的有效治理，充分体现社会公共文化服务追求的均等化目标，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平等自由。

4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路径

4.1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主要问题。（1）合理的建设思路。在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建设中，西方国家的治理体系中政府通过让权实现治理主体关系平等的情况在我国的治理理念与体系中不可能完全效仿。在中国的政治情境下，我们不可能像西方那样过多的把文化交给市场或者社会。而是建立“位序有别、法治保障、阳光运行”[12]的公共数字文化治理格局。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表现之一是治理主体之间关系合理布局的能力，在明确主体关系之上推进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树立系统化、体系化的建设思路。（2）明确的建设目标。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目标就是对各构成要素进行定位与作用划分，判断它们之间的耦合关联，以此确立科学的治理结构，而治理结构内部各要素的自我进化与协同进步相统一是治理方式存在的重要特征，最终实现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系统运转的最优化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简言之，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就是要不断地用更为科学先进的手段来建立健全公共数字文化系统以完善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3）科学的建设机制。能力现代化建设机制是在决策机制——运行机制——激励机制——监督机制的轨迹上加入协作机制，包括主体之间的沟通协作、能力建设中的协作治理，效果检验中的多方评估等，目的是联系能力现代化结构中的各要素充分重视其关系，突破单向寻求多向合作的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机制。4.2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重点与方向。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特征制度化、多元化、协同化、高效化、公平化成为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方向。在内容建设方面，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主体的能力现代化体现在战略能力与制度再造能力，治理过程的现代化主要体现在法治化能力，而治理成效需要充分发挥创新创意能力和价值塑造能力。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的建设重点，即能力内容的建设以及能力特色的建设，只有各项能力强化，才能共同促进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治理能力的评价是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建设的重点。目前在公共数字文化建设领域选择不同导向的评价指标体系来衡量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质量，主要围绕文化信息共享工程而进行研究。评价体系的类型分为：“绩效考评体系和评价指标体系”[13]。有学者建议，治理能力评估借鉴组织能力评估的方法思路。评估模式为：多指标体系的综合性评估，能力结构分解性评估和影响因素集成分析评估三种模式[14]。胡唐明在《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及其治理研究》中设计了一个基于平衡记分卡的包括7个一级指标和26个二级指标公共数字文化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国家三大数字文化工程为对象进行了治理效用测评。对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评估设计，先构建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评估框架，再构建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评估指标体系，用实践检验指标体系的科学性与适用性，并不断修正。4.3治理能力现代化评估。据世界银行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使用的治理评估指标体系约有140种。在我国，俞可平开发了中国治理评估体系针对于宏观层面的国家治理评估，而微观视角的评估治理体系研究集中在乡镇、村级地方治理评估中。总的来看，现有治理评估研究对治理能力的内涵界定不足以支撑相关研究，评估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研究尚处于空白。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评估应当包含两方面内容：治理能力的评估与现代化评估。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的评估框架大致可分为：（1）确定评估理念。评估理念是引导评价的指挥棒，一般有公众满意度、公民参与、结果导向、公共价值等理念导向。有学者提出了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评估理念确定为“公民本位、社会复位和政府归位的三位一体”[15]。这给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评估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政府——社会——市场——公民治理格局中，政府肩负起培育监督市场和社会主体的任务。社会更多发挥着参与制约的功能，形成和政府相互合作，相互配合的新机制。而公民在评估中处于主导地位，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评价的核心目标在于保障公民在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中的主体地位。（2）确定评估对象及内容。将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评估对象具化与细化，是进行评估的重要步骤，也是决定治理指标体系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的前提。评估的核心是选择公共数字文化评估的内容以及针对的指标，评估内容的确定要考虑其实现程度以及可操作化。根据前文对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分析，对于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评估内容与现代化表征一致，而评价指标则以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类型为指标，进而开发具体的测量指标。（3）选择评估内容与评估方法。具体评估中，可采用主观评估与客观评估，动态评估与静态评估相结合的方法。主观评价主要指专家、利益相关者、重要人物、社会公众和服务对象基于主观感觉做出的评价[16]。常见的专家评价法、民众评价法、重要任务评价法都属于主观评价，而客观评价则是通过对客观信息与事实进行测量，得出数据结果而做出的评价。动态评估与静态评估的理论缘由是因为治理能力可视为动态能力与静态能力的结合，治理能力的评估要将“输入性、规则性的静态评估与结果性、绩效性的动态评估结合起来”[17]。治理能力评估体系不仅可以成为测量和观察治理的方法和感受，反之也可以成为治理理念操作化的过程，成为构建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理论的重要基础。而设计一套适合我国实际的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是能力现代化评估的最终目标。

5结语

数字文化建设范文大全7

从1997年我国政府签订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通过，条约中明确规定公民的文化权利内容，国家有义务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到2002年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在十六大报告被首次提出，到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出建立覆盖全面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目标，再到2017年报告中提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公民文化权利在我国从无到有，文化权已然是我国公民的一种基本权利，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一系列措施也逐渐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步成熟。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是当代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内容，完善和创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有益于促进现代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建成覆盖全面、内容丰富、传播迅速、技术先进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自2002年《关于实施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通知》出台以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部门推出一系列举措为公众提供数字文化服务。2011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原则与目标，提高对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认识。2017年的首部公共数字文化规划——《文化部“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在立足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基础上对公共数字文化的建设要求提出了完整、系统的战略目标。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以人民为中心，以政府为主导，公共文化服务部门共建共享，社会力量参与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模式。但是由于贫困地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起点低、基础差、投入不足，数字文化服务水平总体不高，与我国发达地区相比，在设施建设、管理运行、人才队伍、服务效能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距。基于此，“十三五”时期以来，我国政府部门推出一系列的政策加快推进贫困地区的公共数字文化体系建设。2015年《“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首次对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建设做出规划安排；2017年《文化部“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中提出结合文化精准扶贫，推进贫困地区公共数字文化设施提档升级。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以满足公众的数字文化需求为目标，以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为手段，为公众提供均等、公开、普惠、互动、透明的文化服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重视服务的均等化，在推动建设和完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够忽视文化的贫困，文化扶贫作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重要内容，能够从文化和精神层面提高贫困地区的整体素质，推动贫困地区现代化发展，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文章首先分析了我国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现状，总结我国如今开展公共数字文化精准扶贫服务中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其次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的关键要素入手研究我国开展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精准扶贫的模式构建，最后结合我国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现状分析公共数字文化开展精准扶贫的途径与方式。

2我国公共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现状分析

2.1信息资源不均衡。信息资源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一个地区拥有信息资源的数量与质量及信息资源开发运用的程度对该地区的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研究贫困地区信息资源现状，我们需要厘清信息资源的类型，我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对信息资源的类型进行了划分，通过归纳，结合本文研究目的，我们从现实角度出发，将信息资源分为实物信息资源、文献信息资源、网络信息资源。一般来讲，文化服务贫困地区信息资源贫困主要有以下情况。文献和网络信息资源数量少。贫困地区一般以解决温饱，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贫困地区家庭经济不宽裕，文化程度不高，没有意识也没有能力去购买文献或者网络信息资源，公共文化服务部门也没能够投入过多的资金购买信息资源，例如，2016年陕西省102个县级图书馆中，新增藏量购置费少于1万元的县级图书馆11个，占10.78%[1]。信息资源类型不完善。贫困地区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薄弱地带，促进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规避风险必须了解全面的信息。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推进以及贫困地区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贫困地区的人们需要信息资源的注入，指导生产和经营，帮助他们摆脱贫困，提高生活水平。为了在贫困地区建立完善的信息资源服务体系，首先需要提供全方面的信息资源内容，包括政策信息、市场信息、技术信息、农业种植信息、气象信息、农资信息、劳务信息等。我国目前已有多个农业数据库，如中国农业科技文献数据库、人地系统主题数据库等，但是这些数据库规模小、存在分布零散、共享程度不高、时效性差问题。此外，由于贫困地区信息基础设施落后，信息渠道不顺畅，信息共享机制不完善等原因，已有的信息资源不能适时适地的提供针对性信息服务。在信息资源利用方面，由于历史原因和地理环境，通讯基础设备不发达，与外界接触少，交通比较闭塞，消息来源渠道窄，他们不能够接触到现代信息技术，可以利用的文献信息资源内容较少，用户的信息需求没有被激发。同时，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人们对信息资源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缺乏积极向上的思想意识，封建迷信风气盛行。贫困地区人们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没有认识到知识和科学的重要性，对价值观正确的信息资源利用率低。贫困地区人们活动形式比较单一，电视是其文化娱乐的主要形式，信息资源利用方式单一。此外，贫困地区大多地理位置奇特，拥有独特的旅游资源、历史文化资源、民族文化资源，但是由于缺乏专业的人员指导，不能充分整合利用实物资源，提高地区旅游产业竞争力。公共文化服务部门也没有充分发挥其职能，一方面没有对信息资源以合理特定的方式进行宣传和传播，公共文化供需错位，没有吸引人们对信息资源的关注，让他们主动利用公共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部门没有深入了解人们的生活，没有关注到文化的差异性，没有发展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没有正确引调动人们学习的积极性。2.2基础设施建设不均衡。文化服务贫困地区信息资源利用率低、文化发展落后，人们的文化素质偏低，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基础设施建设对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硬件基础设施和软件基础设施建设两大方面。地方政府支持贫困地区建设时由于购买力有限，群众文化建设的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普遍薄弱，这成为制约该地区文化发展的瓶颈。近年来我国开展了县级“两馆”与地市级“三馆”等项目，并向贫困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倾斜，贫困地区的文化机构数量和拥有房屋面积不断增长。据统计，截至2015年，全国共有县级公共图书馆1988个，文化馆2037个，乡镇文化站34239个，全国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由上年的90平方米提高到95平方米；全国公共图书馆阅览室座位数由上年的86万个提高到91万个[2]。但是，从建筑面积、设施总量来看，贫困地区设施建设仍然不足，贫困地区仍有多个公共图书馆建设面积小于国家建设标准，贫困村拥有文化活动室的数量不仅少，而且存在一室多用、功能不完善的情况。同时随着全国文化信息共享工程的深入开展，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取得了较为明显的进步。贫困地区软件基础设施的现状也是不容忽视的。我国扶贫工作最早开始于1993年文化扶贫委员会的成立，此后，我国政府出台一系列的政府文件推动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2000年的“西部大开发”，加强西部文化基础设施建设；2004年至今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2007年至2009年的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规划、2007年至今的农家书屋工程等全国性文化扶贫工程[3]。此外，2013年文化部启动建设“边疆万里数字文化长廊”，在全国边疆海疆地区建设数字文化驿站[4]。2015年“贫困地区百县万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工程”打通公共文化体系联系服务基层群众“最后一公里”[5]。2015年《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首次明确提出精准扶贫，《“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对如何在贫困地区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行了具体安排。此外，我国扶贫部门机构设置完善，从国家到地方设立专门扶贫办，为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开展提供了保障。目前，我国对于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推行方式，国家出台扶持贫困地区的政策，地方政府跟随国家的脚步出台地方扶持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政策或举措，虽然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改善，但是基层公共文化需求的自发性与多样性使得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与人民群众需求不匹配，人们使用公共文化设备的积极性不高，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资源浪费，并达不到预期的效果。2.3服务方式覆盖不均衡。我国建设先进文化的中心任务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贫困地区的文化服务是我国开展公共文化服务中薄弱的地方。笔者通过查询数据库中有关贫困地区服务方式方面的文献以及公共文化服务部门针对文化服务贫困地区开展服务的案例对文化服务方式进行了总结。我国对于贫困地区开展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是以政府为主导的，中央设置专项资金支持农村文化的建设发展，拨付专项资金助力脱贫攻坚。但是整体而言，我国对农村或贫困地区的投入仍低于城市，供给结构失衡，政府主导的服务模式能够为贫困地区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制定方针，提供制度和财政保障，但是“指令性”的决策实施机制，使得喜闻乐见的民办文化边缘化，文化活动形式化，造成资源浪费，文化服务贫困现象难以改变。一般来讲，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方式主要是营造便利的环境和举办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我国政府通过开展文化扶贫项目，加强了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人们营造了便捷的文化环境，保障了贫困地区人民的文化权益。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在全国推进“文化惠民工程”，各地文化机构坚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重心下移、资源下移、服务下移，着力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送戏进万村”、送电影、开展文体活动等文化惠民工程持续推进[6]。自2008年《“十一五”全国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规划》至今，乡镇综合文化建设项目基本完成，乡镇综合文化站组织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日趋活跃。此外，据统计，截至2015年全国群众文化机构数量已达44291个，从业人数由2006年123465人增加到173499人，分别举办959900次文艺活动、536300次培训、139800次展览等[2]。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能丰富公众的生活，提高了公众的精神生活质量，但是同一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供给忽视贫困地区的现实情况和差异性，贫困地区人们的文化享受依旧持有“看热闹”的心态，不仅导致文化产品供给过剩，而且使得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失去信誉。此外，我国开展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创新性不足，主要是送戏进万村、送电影等，长此以往，使得公众缺乏兴趣，不能真正的享受文化发展成果，数字基础建设仍不完善，贫困地区适用型、技能型人才缺乏。笔者通过查阅国家出台的关于文化扶贫的政策文本，发现没有明确规定如何评估文化扶贫工作的内容。评估标准不明确，不仅导致公共文化服务部门在开展服务时管理分散，实施部门各自为政，而且使得服务部门只重形式不重内容，服务开展“形式化”，虚报文化项目的成果，造成资源浪费。2.4公民文化权利意识薄弱。贫困地区属于知识缺乏区域，贫困地区的用户群既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享受者，也是文化的生产者，为了提高贫困地区的用户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利用，我们需要对贫困地区的用户进行研究。首先，在意识上，贫困地区的民众由于经济文化落后、交通闭塞等，大部分民众受教育程度不高，文化素质较低，接受新事物，学习文化的能力缺乏。并且部分贫困地区封建迷信的风气盛行，思想观念比较落后，缺乏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价值观。贫困地区的民众因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贫困程度等原因，在意识形态、文化需求等方面也存在差别，如贫困地区儿童需要接受教育，中青年需要提高生存技能，但是贫困地区的中青年大多在外打工，老年人、儿童为主要留守对象。用户群体较为稳定，所以要准确的理清扶贫对象，做好前期调查，使得民众的文化需求得到满足，资源有效利用。此外，贫困地区图书馆的使用率低，图书馆等文化场所存在废弃的现象，不仅是因为贫困地区阅读能力有限，更是因为图书馆缺乏农业种植养殖类的书籍，民众对图书馆的认识存在距离感。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贫困地区的数字网络建设不断完善，手机、电脑、智能移动网络设备逐渐被广泛应用，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扶贫信息、就业信息、农业知识等资源平台，贫困地区获取信息途径杂乱，虚假信息广泛流传，民众信息甄别能力差，容易被虚假信息误导。此外，贫困地区缺乏计算机、电子商务培训，民众不能更好的借助信息网络环境改变贫困现状。

3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精准扶贫的关键要素分析

对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精准扶贫研究，我们需要从整体和精准化的角度思考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主体，根据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不同主体的差异合理配置服务职能，注重服务内容的精准化，注重保障要素的多重性，从分析资源建设与布局要素、服务要素、治理主体与政策要素入手，分析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精准扶贫的关键。3.1资源建设与布局要素3.1.1基础设施建设要素基础设施是开展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关键性要素，是组织和开展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基础要素，是为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民众提供数字文化产品的平台和媒介，是保障文化服务贫困地区基本文化权益的物质保障。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改善文化服务贫困地区与现代社会发展之间的联通性，扩大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开放程度，带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提高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整体水平。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基础设施要素最重要的是场馆设施要素、网络通信要素。文化场馆基础设施建设是对文化服务贫困地区开展帮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优质的文化场馆能让民众有一个优越的环境与感受文化的魅力，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文化发展的成果。随着文化扶贫工作的深入，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保障文化服务贫困地区民众的文化权益，如“送戏下乡”“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等，民众的文化生活得到了提升，但是短期的“送文化”之后，民众的文化生活又回归到单调的状态。文化场馆的建设有利于培养根植于群众、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充分发挥文化能人的带领作用，推动民众文化团体的建设，从而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此外，随着文化服务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推进，文化场馆的建设能够促进文化数字化服务，使得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民众不出户就能分享到来自于世界的文化产品。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意见明确指出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求，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农村贫困地区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改变文化服务贫困地区传统的经验模式，加快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信息流通。推动网络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首先要推进移动通信在贫困地区的优先覆盖，提高网络服务的能力，其次要精准减免贫困人员的网络通信费用。基于此，在文化服务贫困地区大力推动互联网新技术的应用，如远程生产指导、就业服务、乡村旅游等。3.1.2资源布局要素。随着我国精准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资源建设已经成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精准扶贫的核心内容，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文化机构建设、教育资源整合、“互联网+”扶贫工程建设等围绕资源建设与布局的项目在贫困地区展开，公共图书馆等文化机构也纷纷利用数字技术为公众提供服务。贫困地区的民众也希望接触到网络信息，借助数字化设备满足其文化信息的需求，更希望能够一站式的检索满足多样的信息需求。公共文化数字资源是传统文献资源的数字化，能够弥补传统文化资源在数量上的不足。目前，我国公共文化数字资源依然存在分布不均衡的问题，无论是在地区或是在系统分布上，公共数字文化资源鸿沟没有消弭。要解决公共数字资源分布不均衡的问题，不仅需要国家和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加快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为贫困地区的民众平等获取资源提供条件，也需要公共文化机构之间的合作，贫困地区信息资源缺乏，民众能够利用的信息资源数量少，种类不齐全，机构合作能够充分发挥各个机构的特色优势，弥补单一机构局限性，实现资源互补。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在建设与布局的过程中要注重用户的主体地位，在开展扶贫帮助的时候要注重贫困民众的需求，提供经过整合的资源，提高数字为文化服务的效能，充分保障贫困地区民众的文化权益。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与贫困地区民众的文化需求出现矛盾，一方面，投入大量财力的公共文化机构提供的服务没有有效充分的利用，另一方面，贫困地区民众没有便利的条件享受数字文化服务。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在资源建设与不足的过程中要开展广泛的前期调查，对贫困地区民众的“一站式”需求进行了解跟踪，整合分布式异构资源，设置友好、简洁的交流页面，加强与用户之间的互动，听取用户建议，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提供数字文化服务。3.2服务要素。3.2.1服务主体要素。国家财政部、文化部2002年联合启动全国文化信息共享工程，2011年下发了《关于实施“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的通知》，2012年正式《“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具体管理主体是为各省文化厅、财政厅。2017年7月文化部印发《文化部“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的通知，通知中提出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目前，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以政府为主体，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的参与。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服务格局，会打破单一服务方式，从而使得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精准化。不同的公共文化服务主体服务域不同。一般来讲，政府提供普遍广泛的服务，政务服务的目的是保障每个人都有享有数字文化服务的权益，实现服务的均等化，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但是由于贫困地区数字文化服务需求的多样性与政府供给的普遍性之间的矛盾，使得政府在开展服务时造成资源浪费，供需不匹配等问题。非盈利性组织和个人志愿者可以加入政府开展的服务活动中，对一些弱势群体，如贫困地区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妇女等提供针对性、个性化的数字服务，提高信息素养的能力，从而提高数字文化服务的效能。企业等营利性组织由于其提供的服务种类丰富，并且能够充分挖掘和满足用户的信息化需求，政府可以通过招标等方式，鼓励其开展创新的服务方式，从而更好的达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效果，但是政府要注重对该组织的监管，防止其损害公众利益。建立多元合作的文化服务模式，提高文化服务的效益，实现数字文化更加精准化的服务。3.2.2服务内容要素。《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骨干，以全体人民为服务对象，以保障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为主要内容[7]。2017年《文化部“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明确了九大重点项目建设，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丰富公共数字文化产品和内容，提升服务效能。公共数字文化的服务内容指的是服务主体为满足公众数字文化需求，推动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中的某些方面和范畴。在精准扶贫对象特征与需求下，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内容要根据服务对象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一般来讲，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①基本的文化信息。阮冈纳赞认为“每个读者都有其书”，公共数字文化应该满足文化服务贫困地区人们借助电子设备阅读网络信息资源，丰富精神和文化娱乐生活的需求。②提升性的文化信息服务。对于文化服务贫困地区人们来讲，在获得基本文化信息保障的同时，公共文化服务部门还需要提升他们利用网络信息的能力，以脱贫为目标，一方面提供他们生产或者生活的技术信息，提供技能培训，另一方面针对当地的实际情况，提供促进当地产业经济发展的信息。3.2.3用户信息素养要素。信息素养，包括个体对信息的敏感程度，以及以良好的信息道德行为搜索、寻找、分析、运用各种信息的知识和能力[8]。公众信息素养的高低影响着数字文化服务的效果。在信息化时代，公共数字文化资源为公众的学习、工作、生活提供便利，信息素养是人们适应社会发展的基本能力，公众信息素养的能力直接影响着公众信息利用水平的高低，对数字文化服务的顺利开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在为公众提供高质量的信息资源的同时，要注重提高公众信息素养的能力。我国公众信息素养主要问题：一是信息意识不强，信息基本意识缺失，信息开发利用意识淡薄，信息保护、安全意识不足；二是信息技能问题；三是信息道德方面的问题，主要是网络隐私权和知识产权问题[9]。就文化服务贫困地区而言，人们的信息素养问题主要是：①由于受教育程度低，人们对信息的理解、接受能力缺乏，信息意识不强，对信息设备的功能要求低。②教育水平落后，设备基础建设不完善，与现代化建设差距大。现阶段，我国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提高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信息素养。如2016年《“十三五”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规划》提出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信息化建设；同年《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提高农村教师信息素养，强化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转变教育教学方式。3.3文化治理主体与政策要素。3.3.1治理主体要素。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精神文化处于悬浮状态，文化治理非常重要，政府不是唯一的文化治理主体，社会组织、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民众也要参与到文化治理中，三者统筹协调。文化服务贫困地区最主要的表现是无人传承文化。文化服务贫困地区有着属于当地的特色文化，但是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发展，青壮年外出打工，老人和儿童留守在家，尤其是在当地文化能人的流动，文化传承主体缺位，逐渐淡化对文化的传承，传统文化无人问津。此外，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重视经济发展忽视文化传承，对地方公共文化机构的投入过少，虽有地方政府认识到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但是政策与现实脱节，过度市场化，预期效果并未达到。文化服务贫困地区另一重要表现是当地民众意识的缺失，在思想意识上不重视传承文化，同时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集体意识观念淡薄，不愿意主动承担起传承文化的责任，正确的价值观缺失、迷信封建的盛行也影响到贫困地区民众对正确科学文化的追求。政府要主动承担贫困地区文化治理的主导责任，加强对文化建设的投入，重视文化建设，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丰富贫困地区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充实业余生活，达到文化治理的效果。同时，政府制订合理的政策促进当地文化产业经济的发展，发展当地特色文化资源，留住当地青壮年与文化能人。此外，要加强宣传和教育，让当地民众认识到文化治理的重要性，加强科学文化教育，宣扬正确的价值观为民众自治奠定基础，同时也要出台鼓励措施培育当地具有号召力的文化能人，成立村民自治组织。贫困地区的文化治理需要社会组织的广泛参与，构建一个多元主体协调共治机制，各个主体理清任务，加强合作，互相监督，才能保证贫困地区文化治理的顺利进行。3.3.2政策要素。公共数字文化精准扶贫的政策是政府根据一定时期的政策目标，为促进社会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分配社会公共利益的过程中制定的行为准则。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精准扶贫的政策质量决定了政策实施的效果，高质量的政策能够为文化的帮扶工作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政策首先要确定长期性、可控性的目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不仅仅是要通过多种形式的信息技术手段提供丰富的文化内容，更是通过数字文化服务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建设文明健康现代的文化生活环境，提高民众整体文化素质。公共数字文化的精准扶贫强调的是丰富贫困群众文化生活，保障贫困群众基本的文化权利，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促进传统文化与数字文化的融合，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高质量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体系要具有完善性，完善的制度能够促进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和建设，数字文化服务作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日益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被列入《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等重大发展规划之中。同时，也出台了具体的政策，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的通知》《文化部“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十三五”时期文化扶贫工作实施方案》等，在整体上涉及有关财政保障、立法保障、组织保障、技术保障、公众文化需求反馈机制等相关问题，构成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制度体系，为开展公共数字文化精准扶贫提供制度支持。此外，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要具有弹性，不能够忽视不同区域不同人群的差异，政府要及时发现公共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同时也要注重加强政策制定者、执行者与贫困地区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因地、因时、因人的制定更加符合实际和有针对性的政策。

4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协同扶贫途径分析

4.1政府主导与社会广泛参与。政府是开展数字文化服务扶贫工作的主体，可以利用有效的行政手段制定扶贫目标、扶贫方式、扶贫政策，整合多方资源，推动扶贫工作有计划、有目的的开展。如，由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发起的全国文化信息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计划，从国家层面给予政策、资金的支持，推动了边远地区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以及数字文化工程的完善。但是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社会现象较为复杂，且大都是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贫困程度深的地区和群众。针对这个问题，政府要积极引导学界与社会力量结合自身优势，建立协调服务的扶贫机制。根据不同主体的优势，我们分别对其进行探讨：①从政策上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建立以市场为着力点的多中心服务模式。这样不仅能够吸引社会组织参与到数字文化精准扶贫的工作中，而且能打破单一的文化建设格局，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建立贫困地区文化市场机制。2008年，“中国扶贫第一村”——赤溪村，在当地政府的帮助协调下，吸引社会资本，引进当地民俗旅游开发公司，开发兴建文化产业园；2016年中国扶贫开发协会与“新发地生鲜网”在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发起贫困地区“百县千品电商扶贫行动”。此外，社会组织可以与地方政府合作，建立数字平台，宣传贫困地区民族民间特色文化资源，打造一批特色文化产业，扩大贫困地区人们就业，增加收入，形成双赢。建立覆盖面广，体系完善的贫困地区文化市场体系，不仅能够从根本上为他们提供文化发展的动力，让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人们能够享受到文化精准服务带来的好处。②发挥学界在人才培养、献智献策的作用。在人才培养方面，一方面学界可以培养专业的文化扶贫人才，打造一批数字文化扶贫的专业队伍，为数字文化精准服务提供人才保障；另一方面，学界可以通过教育培训等手段，提高贫困地区人们的思想认识，从扶智入手，转变贫困地区落后的观念。此外，学界可以根据以往对贫困地区调研研究的经验，对数字文化服务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出创见性的意见和建议。2016年广西就联合100余名专家为大石山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献言献策，对推进大石山区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进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4.2网络全覆盖与分层推进。2015年国务院出台《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积极发挥我国互联网已经形成的比较优势，激发了各行业创新活力，在推动数字文化服务精准扶贫的进程中，必须顺应“互联网+”的发展趋势，创新公共服务模式，让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人们享受到更加公平、高效、优质、便捷的服务。推动“互联网+精准服务”，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服务方式与途径入手。首先，设立通信基础设施，丰富信息传播渠道，为“互联网+精准服务”的开展提供条件。完善的基础设施能促进贫困地区外同内联,光纤网络和4G网络的全面有效覆盖，能够推进网络文化服务点的建设，推动数字文化服务精准扶贫的有效开展；其次，在宣传推广贫困地区人们使用社交软件、移动App的基础上，创新信息传播模式，通过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运用云技术，整合贫困地区人们文化需求的信息，建立贫困村信息咨询平台，为贫困地区人们推送相关信息。此外还可以帮助政府或社会企业分析人们的数据，根据不同用户的信息需求，通过社交软件或者移动App进行进一步的传播；再次，在通过互联网打开贫困地区与外界联系的大门的基础上，完善扶贫信息网，将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的现状以及亟待解决的问题向社会公布，联合社会企业和组织，开展一对一、结对帮助等定点的专项扶贫项目，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到精准扶贫中去。最后，通过移动互联网，将贫困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与文化扶贫相结合，开展贫困地区特色文化项目，打造优质的文化项目品牌，利用互联网进行宣传，促进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提档升级。同时，针对贫困地区的人们的情况，对其进行培训，提高信息素养，更好的利用数字文化，实现地区的脱贫。4.3重点突破与分类扶持。我国扶贫工作最早开始于1978年，经过40年的扶贫历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40年的扶贫实践经验证明一体化的扶贫战略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现状，只有更换新思路，创新扶贫理念，才能更好的促进精准扶贫与扶贫地区的协同发展。“精准扶贫包括了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其核心要义就是精准化理念”[10]。公共文化服务机构要准确认识贫困地区文化服务贫困的缘由，我国文化服务贫困地区地理环境与人文情况相差迥异，要根据扶贫地域情况，制定不同的扶贫指导标准。在开展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过程中，我们要针对不同类型的贫困地区，深入调查，分析贫困原因，尤其是要重点关注“老少边穷”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如东部丘陵山区、西藏青海新疆等。东北丘陵山区大部分为老革命根据地，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充足，但是因为当地开发利用不合理，资源破坏比较严重，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扶贫工作的最主要的瓶颈。在开展公共数字文化帮扶的过程中，要加大财政投入，继续推进公共数字文化工程的开展，提高扶贫的内生动力，鼓励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工作，如鼓励电商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充分发挥自然资源的优势，将药材、苹果等产业化，积极推动生态扶贫；同时要建立气象资源数据库为当地民众防止自然灾害提高信息服务；此外提高该地区民众的信息素养，培养专业的农业科技人才。在边远游牧地区，如内蒙古新疆贫困地区，该地区以牧为主，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没有全面覆盖，贫困民众没有途径去获取网络信息，政府要针对民众生活聚集的特征，分区域建立中小型信号发射站，为游牧地区的民众获取网络信息资源提供条件，同时设立移动播放器、移动数字图书馆，定期更新数字资源，为民众提供数字文化服务；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如广西、云南等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扶贫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基础设施和民众的生活条件都得到了改善，但是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扶贫模式亟需创新。首先在扶贫战略上，要从整体扶贫向重点扶贫转变，公共文化服务机构要以村为单位开展扶贫工作，针对村里面的不同人群提供服务，如针对缺少健康娱乐活动的老年人，可以为他们提供机顶盒，将信息资源内容以数字化形式进行存储；针对少年儿童，要通过教育精准扶贫，设立智慧教育专项计划，对学生和教师的行为进行记录分析，制定个性学习计划。此外，可以大力发展旅游产业，设置数字文化驿站，将少数民族文字与中文信息结合，向游客展示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民族文化遗产。

5结语

以上是数字文化建设报告精选的所有内容，希望读者能够从中获得一些有益的信息和启示。谢谢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