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区别 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的关系

在经济学中，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是两个密切相关但又有明显区别的概念。规模经济主要指的是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成本逐渐降低的现象，而经济规模则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体经济规模大小。本文将详细阐述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区别的问题。

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区别1

规模经济指的是由于集聚效应或边际效益递增产生的一种经济发展状况。例如一个工业园区全都是生产陶瓷类产品的，随着规模的扩大，物流、原材料成本等会更有利于生产， 久而久之就会形成规模经济。

经济规模指的只是经济发展的规模，比如厂家数量、生产规模。经济规模上去了有可能会促进规模经济的产生，但是也可能阻碍经济发展，比如经济规模过大导致恶性竞争，反而不利于经济整体发展。

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区别2

1.1知识溢出：是指某一组织的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在同一地区、行业内不同组织之间的扩散、传播、转移和获取。隐性知识知识是创新的主导知识。知识溢出是知识的非自愿外溢，却可以促进区域的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增强集群的竞争力，是经济外在性的一种表观。马歇尔认为：知识溢出使行业的秘密不再成为秘密，知识溢出源于知识的外部性特征。如果一个企业有了新思想，若能为别人所采纳并与别人的意见结合起来，就成为新的思想源泉。这不但会驱动本企业而且会带动行业、区域和整个产业集群的知识水平的上升。之后，庇古对知识的外部性特征作了清楚的阐述。阿罗(1962)最早用外部性解释了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1]。在阿罗的基础上，罗默(1986)提出了知识溢出模型[2]。而卢卡斯(1988)设计了人力资本溢出模型[3]。由于知识溢出的存在，罗默将知识分为专业化知识和一般知识。专业化知识产生“内在经济效应”，给个别厂商带来垄断利润；一般知识产生“外在经济效应”，使全社会获得规模经济效应。MAR(Marshall-Arrow-Romer)外部性强调知识溢出发生在同一产业相同或相似企业之间，这样便产生了规模经济[4]。

1.2规模经济：规模经济(EconomiesofScale)是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之一，通常用来衡量和描述企业的规模，说明企业或产业的规模是否合理。经济学中的规模经济概念，一般从技术的角度来理解。生产函数表明，当投入均衡增加时，随着产出的增加可能出现三种情况：规模收益递增、规模收益不变、规模收益递减。严格的规模经济定义：在技术不变的前提下，规模经济表现为：随着投入的均衡增加，在每一产出水平上所获得的产出增加比例大于投入的增加比例，同时，长期平均成本在每一产出水平上呈现处处下降的趋势。这就意味着在一定的产量区间范围内，在任意产出水平上，只要增加投入就可以获得更大的产出，只要增加产出就可以降低成本。保罗?A?萨缪尔森认为，最早研究规模经济的是卡尔?马克思。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他认为，内部规模经济是由单个企业内部的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形成；外部规模经济是由众多相互联系的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区而产生的规模经济。他还用外部规模经济来说明中小企业集群因何而存在。他认为，生产或销售同类产品的企业或存在着产业关联的上、中、下游企业集中于特定的地方会使专业人才、专门机械、原材料产生很高的使用效率，而这种使用效率是处于分散状态下的企业所不能达到的，正是这种高效率形成了外部规模经济，从而促使中小企业集中在一起，形成了中小企业集群。经济学家胡佛（E·M·Hoover）也认为规模经济是中小企业集群产生的原因。他提出，任何一种产业都存在三个不同层次的规模经济即单个单位（工厂、商店等）的规模经济；单个公司（联合企业体）的规模经济；一定产业在特定地区的企业集中的规模经济。最后一层次的规模经济正是中小企业集群具有的规模经济。

2.知识溢出的规模经济

新经济增长理论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了知识溢出和人力资本，因此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规模报酬递减的外生增长边界，产生了规模经济效应。从总体上来看，知识溢出的规模经济产生的原因是以技术、信息、经验等为特征的知识资产具有着公共品与非公共品的双重特性。而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这两个公共物品的属性，一是使得某种知识（特别是技术知识）在一个企业的使用并不会妨碍其他企业的使用；二是它不仅不会在使用中受到损耗，恰恰相反，在使用中它会得以改进和深化。这与自然资源在传统物质经济形态中“越用越少”的特点相反。弗里曼认为作为公共产品的知识“一旦被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定谁来得到它”。因此，知识是一种具有外溢扩散的自然趋向以及兼容共享的生产性潜能的资本要素。具体而言，知识溢出的规模经济主要源于知识的MAR外部性。Glaeser等将集群这种外部性归为三类（1992）,其中一类为Marshall-Arrow-RomerExternalities(MAR外部性),它是指集群产业所存在的较高产业专业化促进了集群在某个技术领域中不断创新,也就是说集群中主导行业专业化程度高度发达,其创新主要来源于该行业,而其他行业发展则较为薄弱,这些行业对集群产业的创新作用影响较小。它关注的是同一产业相同或相似企业之间知识溢出。马歇尔(Marshall，1890)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通过研究工业组织，间接表明了企业为追求外部规模经济而集聚。他指出外部规模经济有利于知识溢出，促进了经济发展。阿罗(Arrow，1962)把这种思想理论化。罗默(Romer，1986)用这种外部性思想构建了内生增长模型，并得出了具有影响力的论断。MAR外部性理论强调区域垄断对区域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垄断的力量能够使知识生产者拥有创新的独占价值。产业集群所具有的创新就是基于MAR外部性的创新性。知识在相同或相似的企业之间溢出，刺激了企业的创新活动和创新生产，企业增加了创新经济租，同时也降低了单位成本，产生了规模经济。

3.规模经济对知识溢出的影响

知识溢出和规模经济中的技术学习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知识溢出促进了集群的技术学习，更促进了规模经济的可能和强度；同时，规模经济中的企业集聚带来的集群技术又加速了知识溢出。知识溢出对规模经济中集群竞争力的影响表现在：降低了集群内部的交易成本和学习成本——知识溢出可以导致正的公共外部效应，使企业个体可以在投入很少资源的情况下获取必要的产业技术信息知识溢出还有助于激活集群内部的缄默性知识，提高企业个体实现外部知识内部化的可能。由于知识溢出机制的存在，使成员企业不但更容易消化、吸收自身和其他成员的知识，而且也更容易使外部知识和自身知识的结合，实现外部知识的内化，提高规模经济的整体竞争能力。

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区别3

规模经济是企业在扩大规模时，总产量的增加幅度大于总成本的增加幅度，即长期平均总成本下降。反之，则称为规模不经济。 规模报酬也叫规模收益，厂商因所有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同比例变动（即生产规模变动）而得到的收益，表示当所有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同比例增加对产出量（即总产量）的影响。分为规模报酬不变，规模报酬递增和规模报酬递减三种类型。 规模报酬递增：产出量的增长比例大于投入量的增长比例。 规模报酬递增：产出量的增长比例小于投入量的增长比例。 内在经济：当企业规模扩大时由于自身内部因素所引起的平均总成本下降。反之，则称为内在不经济 外在经济：行业规模的扩大使得单个厂商平均总成本下降。反之，则称为外在不经济 规模经济，不一定是内在经济，也可能是外在经济，要是具体条件而定。

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区别4

垄断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以后必然产生的、与竞争相对立的经济现象，是发源自市场竞争，又反过来否定、限制、阻止市场竞争的一种“异化”力量，因而是对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极大威胁。简要而言，垄断是指在市场交易中，少数当事人或经济组织（极端而言可以只有一个经济主体），凭借自身的经济优势或超经济势利，对商品生产、商品价格、商品数量及市场供求状态实行排他性控制（直至实行排他性独占），以牟取长期稳定超额利润的经济行为。垄断的形式多种多样，例如资本垄断、技术垄断、劳动力垄断和信息垄断等生产要素的垄断，更普遍的则直接表现为价格垄断和与此相关的市场交易份额的排他性控制。法律关注的是经济行为规范与否，从法律角度考察垄断，重在行为判定，例如锁定、操纵价格，划分市场，价格歧视，操纵投标，独家经营，联手抵制，非法兼并等各种滥用市场优势的行为。

垄断现象和反垄断实践的复杂性在于：第一，资源自然分布不均衡会造成资本进入困难，形成难以避免的自然垄断，例如煤炭、石油等能源的开发领域以及少数稀有产品的供给；第二，反垄断、维护公平竞争政策同适度发展规模经济政策之间的矛盾，常常使对具体的垄断现象的界定遇到困难，陷入两难选择；第三，一般性经济垄断，也可以由一时技术的或投资起点的原因所引起，例如对各种知识产权范畴的技术专利，就需要加以保护，而某些领域由技术原因导致的过高的投资门坎，也很难加以拆除；第四，在复杂的竞争活动中，往往由于不同利益群体主观意志的分歧，对于同一经济现象或经济行为是否构成市场垄断，在理论观点、政策主张和法律界定等诸多方面相去甚远，以至陷入旷日持久的争辩和诉讼之中；第五，行政执法部门在反垄断问题上能否不受外界干扰，一以贯之，“把水端平”，保持公正、效率、廉洁和权威，历来也是公众关注、监督的焦点，从而常常是引发怀疑、争论和不满的诱因。这些情况常常给反垄断的立法、司法机构和行政主管机关，带来极大的困难和麻烦。

垄断的巨大危害就在于，通过种种排他性控制，阻止竞争对手（含潜在对手）的进入，限制公平竞争，损害消费者权益，阻碍技术进步，降低经济效率，导致经济停滞。其中，垄断行为的最典型之处是，人为控制产品生产和供给数量，制造有利于自己的“卖方市场”状态，维持大大高于竞争性市场的产品垄断价格，以攫取垄断利润。可以说，垄断之手是在向“所有的人行窃”，损害的是“全社会”的利益，因而垄断势利历来被视为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头号公敌。

在经济一体化、竞争国际化的新时期，近年来正出现以飞机制造、汽车制造、信息通讯、金融保险业为代表的新一轮大公司兼并潮，从而推动了垄断格局进一步升级。为增强本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地位，发达国家理论界、法律界和政府界争相放宽对市场结构、市场份额和企业兼并的原有解释和限制，美国明确提出了“放松管制”以鼓励国际化兼并的政策。这是各国基于反垄断的竞争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必将对各国的以及国际的经济集中度、市场份额、市场结构变化，产生深远的影响。针对这种经济集中度在国际范围内加速提高的新动向，有经济学家发出警告：“过去大规模的合并不普遍，真正全球性交易甚至比较稀少。但是今天，大公司在数十个国家经营，并在每个国家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而合并能轻而易举地在单个国家的市场建立优势地位”，因而呼吁尽快建立国际性的反垄断法，以阻止垄断行为国际化和大规模贸易战的进一步蔓延，认为“制定全球竞争法规必将成为世界贸易组织下一轮谈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布赖恩．拉赛尔：《需要全球反托拉斯法规》，美国1997年7月31日《商业日报》）。

二、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垄断现象的特殊性

在一系列深层矛盾依然存在的背景下，中国连续几年实现了经济运行和市场状态的相对稳定，这或许显示，中国经济正在步入相对平稳发展的成熟阶段，从而已经有能力在某种常态中解决深层次矛盾，有能力避免以往反复出现过的大起大落、忽冷忽热的剧烈波动。即使是1998年特大洪水过后，商品市场的基本供求状况也没有发生逆向变化。根据这种长时间、大面积、多品种“买方迹象”，似有理由认定，中国买方市场已经初步形成相对稳定的“常态”，市场机制及其竞争机制已经顺其自然地开始发挥基础性的调节作用，传统经济体制的那种国家垄断各个经济领域的局面已经基本改观。

这一历史性变化具有重大意义，也提出了关注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政策需求。主要表现是，市场竞争逐步加剧，不公平竞争现象日益突出，低水平无序竞争、恶性竞争、商业欺诈行为急剧增加；不公平竞争中的行政性垄断、行业性垄断已对市场发育构成明显威胁，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性垄断现象也开始显现；多种现象同时并存、交织，使创建和维护有效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复杂情况和巨大困难。对于这些颇具中国特色的市场现象，特别是行政垄断、行业垄断，如果任其发展蔓延，定将对市场秩序法制化、规范化建设，构成极大威胁，并阻碍市场成熟化的进程，直至发生“市场变异”，导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应有的曲折和伤害。

反垄断，作为规范市场秩序的第一主题，以及基于反垄断的竞争政策立法，在发达国家的争论、调整、修改和完善从未停止过。在以往的东西方经济学中，垄断被不约而同地解释为资本主义专有的制度现象。根据后来各国的经济实践，有理由确认，垄断作为竞争的伴生物，实属于一般市场经济的共同现象，与市场和市场经济同属一个经济范畴。当然，在中国，由于经济体制处在行政化、高度集中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历史阶段，情况更为复杂，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垄断现象以外，又有明显的特殊表现。因此，针对中国市场状态变化和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垄断现象的特殊性，需要研究、制定特殊的对策思路，至于低水平无序竞争、恶性竞争、商业欺诈和经济性垄断，虽然也很重要，但是同反行政化垄断相比，毕竟是第二位的。

中国垄断现象的特殊性及其由来。中国原有的经济体制属于排斥市场机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高度依赖政府机构和行政力量，因此天然带有国有化趋势和国家垄断的强烈冲动。当中国决心改革这种僵化体制之后，随着市场化程度的逐步提高，一方面市场竞争开始获得了生存空间，与市场竞争相伴的经济垄断随即得到萌生；但更主要的是另一方面，即原有体制中颇具根基、盘根错节的行政化、官本位权力机制，也开始寻找新的环境土壤，原有的行政化垄断势力依托逐步成长、极不健全的市场机制、竞争机制，尽可能地、不失时机地为自己营造出了可观的生存和发展机会。

中国特有的垄断现象，存在着一个极其鲜明的共同点，即都是在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规模集中度非常低下的情况下发生的，尚缺乏从公平竞争自然衍生垄断的普遍基础。在经济规模集中度普遍不高的场合，能够导致垄断的，只有行政权力这个唯一合理的解释。或者说，中国的垄断主要不是凭借生产集中度，而是凭借行政权力。传统经济体制的种种特征也可归结为国家垄断，即凭借国家政权的力量直接控制所有的经济领域。这种全面国有化和国家垄断趋势，固然存在种种弊端，但由此带来的垄断利润是“封着口”的或“全封闭”的，即归国家所有，由国家支配。“肉烂在锅里”，泄漏的机会不多。当时国家所有、分级管理、大一统的经济体制，以及各项配套政策、社会舆论、价值取向等等可以保障这一点，故染指垄断利润、化公为私、化国有为部门地区机关所有的可能性极小。

改革开放，实行放权让利以后，行政权力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垄断及其全封闭管理体系已经基本解体，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尚不健全，加之放权让利多被各个主管部门和地方机关截留，并没到位。于是，在部门、地区权力和自身利益有了经济市场化这个大舞台作为依托之后，分享行政化垄断种种“好处”的机会大大增加了。换句话说，垄断利润所能够诱惑的，还主要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而是行政管理机关及其人格化的表现——各级各类政府官员。因此，现在所能看到的，大多明显表现为由条条块块权力格局所造就和维护的行政化垄断，也即超经济垄断或排斥他人进入的超经济独占。

中国垄断现象的特殊表现。行政化垄断通常发生在权力的集中点，双重体制的交叉点，监督环节的薄弱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以及某些资源的稀缺点。而扰乱市场秩序、限制公平竞争的行政化垄断具体表现则多种多样。一是部门和地方的行政主管机关，强化独占地位，热衷于“唯成份论”（国有经济）和“唯（本）系统论”，制造进入障碍和市场歧视，保护落后，阻止公平竞争；二是滥用权力，走私贩私。冲击市场；三是违规评比，欺骗舆论，制造混乱；四是政企虚假脱钩，牢牢控制人事权力，保持双重身份，维持“官商一体”，热衷权钱交易，破坏竞争秩序；五是公开“设租”，控制信息，从中渔利，排斥公平竞争；六是巧立名目，乱收费用，增加经营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造成了“费大于税”的混乱、失控局面；七是通过参与立法设计的机会“给自己授权”，将部门利益合法化（针对立法过程中的“行政垄断”和包办，社会各界多有异议）；八是行政化垄断善于自我修复、不断扩张，在已经被弱化的领域卷土重来，同时向以往不曾覆盖的领域“进军”；九是运用行政垄断控制资源、人为制造短缺，制造省区际的贸易摩擦。

综上所述，中国特有的行政化垄断名目繁多，危害极大，而剔除行政化垄断的难度更不可低估。日本一家报纸就此载文指出：“这种艰巨性体现在各利益集团的抵抗，而官僚集团是最大的利益集团。其对改革的抵抗性也就更大。至今为止，中国的改革一直无法通过官僚机构这一大‘关’。”（日本《时报》1998年1月20日）。从反垄断的角度理解，改革的阻力来自条块式利益集团的抵抗。而行政性垄断是对市场秩序的最大威胁，依它特有的“来头”和“背景”，足以击败市场上的任何对手。由于行政化垄断势力的侵入，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的市场状态发生了变异，即市场交易中被不断营造、复制和异化出某种非市场因素，从形式上看似乎很象普通的商品交易，但骨子里人不是按照效率、公开、公正、公平的市场原则行事。于是，市场本应具有的资源高效配置功能和公平竞争环境受到损害和削弱，有限资源不再按照效率原则，而是按垄断市场的“权力网”来配置。故此，行政化垄断限制了中国规模经济的健康成长，阻碍了竞争力的普遍提高，因而反行政性垄断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是从根本上规范市场秩序的首要环节。这不仅是深化改革、培育国内市场的需要，也是中国与国际接轨，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客观要求。行政化垄断极大地增加了市场“游戏规则”的主观随意性，降低了市场竞争的透明度，因而与市场经济惯例是格格不入的。国际市场经济大环境不会长期同一个充满行政化垄断的国家打交道，长此以往，只会继续增加中国进入WTO的难度。

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区别5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的增加，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土地资源数量的有限性及其经济供给的稀缺性与土地社会需求的增长性之间的不协调，成为区域土地利用的核心问题。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和建设用地指标的不断减少引起大量专家学者的关注，现阶段国内外学者对于建设用地指标的配置方式，通常是通过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来进行调控[1]，但是忽略由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极限约束导致建设用地可利用空间越来越少的局限性[2]；部分学者研究城市建设用地合理规模[3]、极限规模[4-5]和建设用地规模扩张政策管控[6-7]等方面，而且近年来还有专家提出来总量控制和差别化控制的建设用地管理方式，但是建设用地总量控制的合理目标仍有待深入研究。

文章以江苏省为实证区域，基于经济学土地要素规模报酬递减规律，通过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建设用地规模变化和经济产出变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建设用地规模经济上合理的极限规模，并根据不同区域达到经济合理建设用地极限的年限和现有可扩张规模的差异，制定区域差别化的建设用地总量控制策略，为区域差别化的建设用地管控提供参考。

1 建设用地管理由增量控制转变为总量控制：建设用地极限测量的依据

1.1 建设用地总量控制的提出背景

目前，我国建设用地供给主要是通过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来进行调控，建设用地增量控制管理模式通常只考虑了经济发展因素对建设用地指标的影响，缺乏根据不同区域的发展功能定位、土地开发强度和生态环境容量等方面的差异进行建设用地的调控机制。并且现阶段国内建设用地指标的配置方式，通常是通过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来进行调控，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建设用地需求持续增长，资源环境承载约束下建设用地规模客观上存在极限，逐渐提出了建设用地总量控制的理念，研究总量控制的建设用地区域差别化管控。上海城市规划确定其建设用地规模在20xx年将达到3226平方公里，并且展望年2040年建设用地总量维持该规模不变，“3226平方公里”即为建设用地的“天花板”，或称上海建设用地的“极限规模”。为促进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和江苏省建设用地的总量管控，也有必要测算其经济上合理的建设用地的增长极限。

1.2 总量控制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首先，建设用地总量有助于提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持续进程，延续现有的低效扩张模式不可持续，与资源环境承载约束下建设用地客观极限的内在需求不符。实施建设用地的总量控制提出将倒逼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使城镇化、工业化的用地需求更加注重内涵挖潜，促进建设用地更加高效集约的利用。

其次建设用地总量控制是实现耕地保护的必要措施。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将促进经济发展向重质量的方向转变，降低经济发展对现有农田空间和生态保护空间的侵占和依赖，有助于国家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目标的实现。

2 建设用地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现有研究表明[8-9]，一个国家、地区随着经济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伴随着产业结构优化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在经济发展初级低级阶段时，农用地比重较高，土地利用相对粗放；随着经济的发展，建设用地的比重逐步上升，农用地和未利用地比重降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提高；当建设用地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其规模增加的边际产出将减少，此时建设用地规模扩张的速度将下降并逐渐趋于零，建设用地规模增长达到极限。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建设用地需求也经历了先增加后减少的情况，类似于环境经济学家提出的库兹涅兹曲线假说：在快速城市化、工业化初级阶段过渡到高级或后工业化阶段进程中，表现为对建设用地扩张的强依赖转变为弱依赖，即对建设用地需求的强烈程度逐渐减弱[10-11]。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建设用地规模迅速扩张，但受资源供给约束和建设用地利用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的影响，其合理规模客观上应存在极限。文章正是基于此建设用地增长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判断，开展实证研究，根据增长极限的年份及可供利用的建设用地合理规模的趋于差异，制定建设用地区域差别化管理政策。

3 模型构建及数据来源

3.1 研究思路和模型构建

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建设用地的增加与经济增长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建设用地规模的适度增加，推动了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经济发展的代价性损失。参考现有现有成果，建设用地规模与经济产出存在定量关系。基于此，文章构建建设用地规模（LU）与GDP的函数。为消除变量中存在的异方差，对两个变量作对数化处理，公式如下：

（1）

式中：LU为建设用地规模；GDP为二三产业增加值，下同；α、β为待估参数。

对上式求导，得到边际土地利用的函数为：

（2）

对上式再进行求导，得到边际土地利用变化率CMLU的函数：

（3）

随着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对建设用地扩张的依赖减弱。边际土地利用不断减小，并趋于稳定，当边际土地利用变化率的绝对值等于零时，边际土地利用最小，建设面积最大，此即为经济上合理的建设用地增长极限。

对计算出来的CMLU值进行对数化处后，运用Eviews数据处理软件进行回归分析，预测各地区|CMLU|=0的时间点，公式为：

（4）

各地区达到建设用地极限的年份及可供利用的规模存在差异，为区域建设用地差别化管制提供了理论与数据支撑。

3.2 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研究范围为江苏省13个地级市。考虑到2002年以前的土地利用分类体系与过渡期土地分类以及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土地分类统计口径的差异性，其水域中水利设施的剥离的困难性，建设用地序列数据为2002-2012年。2002-2010年建设用地规模数据来源于江苏省土地变更调查数据，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2002-2010 年《江苏统计年鉴》，计算中所用到的二三产增加值均由其当年价结合价格指数，折算其2001年可比价。

4 结果分析

4.1 建设用地规模与经济发展模型结果及检验

运用Eviews对江苏省13个地级市2002-200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确定相关参数，以江苏全省的数据样本为例将回归结果表述如下：

该回归分析的统计检验如下：

（1）t值用于检验每一个自变量的合理性。|t|大于临界值表示可拒绝系数为0的假设，即系数合理。P值为系数的概率，若其小于置信度（取0.01）则表明|t|大于临界值，即认为系数合理。本次分析中系数合理。

（2）R2为样本决定系数，表示总离差平方和中由回归方程可以解释部分的比例，比例越大说明回归方程可以解释的部分越多。值为0-1，越接近1表示拟合越好，本次分析中R2为0.986477，拟合度好。

（3）F值表示模型拟合样本的效果，即选择的所有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力度。F大于临界值则说明拒绝0假设。若P（F）小于置信度（取0.05）则说明F大于临界值，方程显著性明显。本次分析中P（F）为0.000000， 模型方程显著。

（4）Durbin-Watson 统计值用以检验残差序列的自相关性，其值在0-4之间。本分析符合要求。

4.2 建设用地极限计量模型

由回归分析的结果可得，建设用地与GDP之间的关系如下：

（5）

求导后得到边际土地利用量公式：

（6）

再次对GDP 求导数，得到边际土地利用变化率公式：

（7）

经计算发现MLU值不断减小，CMLU值为负值，均不断向0接近。即建设用地面积随GDP的变化，增加幅度越来越小，使得MLU 值趋向稳定，CMLU向0靠近，当|CMLU|= 0时，MLU 值达到最小极限，此时建设用地停止增加，达到极限规模。

图1 江苏省建设用地边际土地变化量示意图

4.3 建设用地极限年份与极限规模

对|CMLU|值和年份进行Eviews回归分析，得到结果如下：

表2 江苏省建设用地边际土地变化率回归分析

根据该分析表可以得到对|CMLU|值和年份T之间的关系为：

即： （8）

当|CMLU|= 0.00005时，看做|CMLU|无限接近于0，此时T=2037，即在全省层面上，2037年全江苏省的建设用地总量将达到极限量。同理，可得13个地级市建设用地极限年限。

表3 江苏省各地级市建设用地极限年份表

根据江苏省13个地级市十二五规划，同时参照国内城市GDP增长趋势，结合其自身发展趋势，推算江苏省13个地级市GDP年均增长率的变化情况，计算出各地级市到达极限年份时的GDP总量，带入公式（5）中，可得到各地区建设用地极限规模。

表4 江苏省各地级市建设用地极限规模（按年份前后排序）

根据各地区建设用地极限规模与2010年的建设用地规模的对比分析，可以计算出各地级市经济上合理的建设用地潜在可利用空间，如表5。

表5 江苏省建设用地经济可拓展空间

4.4 基于极限规模区域分异的建设用地差别化管制

建设用地管制应该视不同地区所处的阶段，结合建设用地利用现状、资源禀赋、功能定位等综合确定，才能形成高效、有序、合理的建设用地管制体系[12]。文章基于江苏省13个地市建设用地经济合理的极限规模年限及极限规模，制定区域差别化的建设用地管制策略。

优化挖潜区域：该区建设用地可利用空间较少且极限年份较近，应该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新增指标（苏州、无锡、常州），促使其对建设用地集约高效的利用，并且增加土地内涵挖潜。

适度扩张区域：该区建设用地可利用空间适中（南京、扬州、徐州），可以基于建设用地的总量的适度扩张建设用地规模，但需强化其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和新增建设用地门槛等集约调控策略。

重点发展区域：该区建设用地存量较多，大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建设用地扩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较高（连云港、淮安、宿迁），且极限年份较远，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可以重点倾斜扶持，支持其承载产业转移的必要性的代价性损失，以此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与建设用地利用的关系。

5 结束语

（1）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经济增长对建设用地的依赖性减弱，边际建设用地增加量越来越小，同时边际土地利用变化率不断趋近于零，区域建设用地增长存在经济上的合理极限。

（2）江苏省各地级市达到建设用地极限的年份及规模存在区域差异。其与江苏省苏南、苏中、苏北的划分大致相同，反映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同，对建设用地的依赖程度也存在差异，不同区域应根据其达到极限的剩余年限，经济上极限约束下的可利用空间，制定区域差别化的建设用地管理政策，促进建设用地的精细化管理。

参考文献

[1]殷少美，金晓斌，周寅康，等.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和AHP-GEM模型的区域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合理配置–以江苏省为例[J].自然资源学，2007，22（3）：372-379.

[2]陈诚，陈雯，吕卫国，等.基于空间开发适宜性分区的城镇建设用地配置–以海安县为例[J].地理科学进展，2009，28（5）：775-781.

[3]舒帮荣，刘友兆，李彦，等.城市用地规模扩张合理性研究–以江苏太仓市区为例[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4）：88-94.

[4]郑新奇，薛春璐，王伟，等.中国城市用地增长极限规模测算[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8）：55-61.

[5]石忆邵，吴婕.上海建设用地极限规模估算方法研究[J].经济地理，2013，33（3）：1-7，14.

[6]石爱华，范钟铭.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挖潜”的建设用地规模调控[J].城市规划，2011，3（8）：88-90，96.

[7]陈利根，陈会广，曲福田，等.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与城镇建设用地规模控制–以马鞍山市为例[J].资源科学，2004，26（6）：137-144.

[8]曲福田，陈江龙，陈雯，等.农地非农化经济驱动机制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J].自然资源学报，2005，20（2）：231-241.

[9]刘庆，陈利根，张凤荣，等.中国1986年至2006年耕地非农化数量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计量分析[J].资源科学，2009，31（5）：787-793.

[10]曲福田，吴丽梅.经济增长与耕地非农化的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及验证[J].资源科学，2004，26（5）：61-67.

[11]张琦.韩国工业化推进过程中的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关系分析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17（3）：81-84.

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区别6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问题的论述，近几年来经常见诸报刊。许多农经界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见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共识，即必须改变当前狭小的农户生产现状，扩大和优化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但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学理论依据、土地规模大小与生产成本、经济效益之间的经济数量关系，以及适度规模的量化标准等，却鲜有论述或者论述很不深刻。从经济学的角度，特别是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最终一般都要归结于数量关系，才是明确的，具体的，才能对解决实际问题有所帮助。本文试图根据经济学的观点，以定量的方法，探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

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理论依据

规模，按照一般定义，是指事物在一定空间范围内量的聚集程度。一个生产单位的规模，是指在生产单位这一空间范围内各种经济数量的聚集程度。生产单位内的经济数量，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讲，既包括投入量，也包括产出量。投入量中又可分为变投入量和固定投入量。因此，关于生产单位的规模，有许多不同的描述。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以劳动力数量作为衡量生产单位规模的标志；第二种以固定资产原值作为生产单位的规模；第三种以产量作为生产单位的规模。规模定义的内涵不同，则有关规模经济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也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现在的问题是：在农业这一特定的生产领域内，应当采取哪个“量”作为农业生产单位的规模。我们认为，农业生产单位的规模一般应当以固定投入的数量为衡量标准，在我国农业现代物质技术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土地是农业的主要的固定投入，因而采用土地数量作为衡量农业生产单位规模的标准，具有现实的意义。这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目前我国农村实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除个别集体农场或专业队经营外，绝大多数为农户家庭经营，即一个农户家庭为一个农业生产单位，土地规模过于狭小。目前，许多专家学者所论述的农业适度经营规模及其提出的各种扩大和优化农户土地规模的措施，也是以农户经营土地数量为依据。因而，为保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研究的连续性，把土地数量作为农业经营规模标准，也是适合的。原因之三，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土地是农业中最稀缺的生产要素，无论国家还是农户，为了获得最大收益，都必须充分发挥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的潜能。因此，把土地数量作为农业生产单位规模标准，研究土地规模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更具有现实的意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主要是规模经济理论。所谓规模经济，描述的是生产规模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关系。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下降到某一点，开始上升，如下图所示。生产单位的规模在Q之前，随着规模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只要小于Q的规模投入仍然处于规模经济区；规模扩大经过Q点继续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则随着规模扩大而不断上升，故大于Q的规模投入，则处于规模不经济区。而Q点的规模则为产品市场成本最低点，是最佳经济规模。（附图[图]）规模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这种关系，是由内在经济与外在经济决定的。所谓内在经济是指生产单位的规模扩大时，可从其自身内部的经济资源配合与利用而引起其收益的增加。如规模扩大，可以使用更先进的技术，可以综合利用副产品和原材料，可以充分利用劳动潜力或相对减少管理人员，可以减少一些共同生产费用等。但是，如果生产规模过大，则又会由自身内部资源配合不协调或利用不充分，而引起收益的减少，这叫做内在不经济。如，由于规模扩大而引起管理不便，或某种资源闲置，或某种费用增多，或某些效率减低等。所谓外在经济，是指由于生产单位规模扩大，能给有关的生产单位带来收益的增加。如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使相关的原材料供应、信息、技术和销售服务等生产单位，得到较多的业务量，获得较高的收益。与外在经济相对的是外在不经济，这是指由于生产单位规模扩大，而会给别的有关生产单位带来损失或损害，如引起竞争加剧、销售困难、运输紧张和环境污染等。规模经济还可以用厂商理论中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来说明。如下图所示。图中，SRAC表示短期平均成本曲线，LRAC表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SRAC的每一条曲线代表一个生产规模状态，曲线上的每一点都具有相同的规模。LRAC表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在这条曲线上的每一点都代表着不同的规模状态。从图中可以看出，短期平均成本曲线SRAC在开始阶段是下降的，即随着可变投入的增加，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下降到一定程度，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开始随可变投入的增加而上升。长期平均成本曲线LRAC，在开始阶段，随着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但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开始不断上升。在图中，SRAC这一规模状态下的实际成本是T［，1］所在点表示的成本C［，1］，而这一规模下的最低成本在A点表示的成本C［，2］，这表示SRAC［，1］这一规模不是最佳规模。生产者可以在长期内不断调整规模。随着规模沿LRAC继续扩大，直至SRAC［，3］这一规模此时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与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重合，单位产品平均成本最低，该规模即为最佳规模。这里需要说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降低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可变投入，使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从T［，1］下降至A。另一种是通过扩大规模（包括固定投入和可变投入），使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从T［，1］降至T［，2］直至T［，3］。我们所说的规模经济指的是第二种方式，即由于规模扩大而导致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收益增加。与规模经济相类似的有一种叫做比例经济或比例报酬，实际研究中，二者往往混淆。比例经济是指所有投入按相同比例增加所引起的产出变化。用生产函数表示，Y＝f（x［，1］，x［，2］），当投入按同一比例K（K＞1）增加时，生产函数变为Y·K［n］＝f（K［，x［，1］］K［，x［，2］］）。n是一个指数，n＝1表示比例报酬不变；n＞1表示产出增加幅度大于投入增加幅度，比例报酬增加；n＜1则表示比例报酬下降。下面用柯布——道路拉斯函数举例说明。Y＝A［，x［α］［，1］］［，x［β］［，2］］，所有投入按同一比例K增加，上式变为：A（kx［α］［，1］）（kx［β］［，2］）＝AK［α＋β］［，x［α］［，1］］［，x［β］［，2］］＝K［α＋β］y。在这里n＝α＋β，根据α＋β大于1、等于1、小于1，可判断比例报酬增加还是减少。（附图[图]）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应当是规模经济而不是比例经济。实际上，可能有的单位也混有比例经济因素，但从规模经营的主体来讲，种植业主要是扩大土地规模，而不是土地、劳动力、资金同比例扩大。特别是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已严重过剩，如果再增加劳动力，将使农业生产要素组合更加失衡，更加不经济。所以，比例经济不是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而且实行规模经营，还必然导致投入生产要素比例的变化。规模经济将会产生规模效益，但是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不是等同概念。规模经济，是指由于规模扩大而导致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规模效益是指规模扩大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的增加。从表面文字来看，似乎没有多大差别，但只要做点数量上的仔细分析，就可看出其区别和概念上的差别。我们可以通过下面图示，来分析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的区别。图中，P表示产品价格，LRAC是长期平均成本曲线，D点是单位成本最低点。在C点，单位产品成本为P′，高于价格P，总成本为P′OQ［，1］C；规模扩大至A点，单位产品成本与价格相等，总成本为CQ［，1］Q［，2］A，CQ［，1］Q［，2］A与P′OQ［，1］C相比较，减少的这部分即规模效益，是由规模扩大带来的。规模从Q［，2］至Q［＊］，由于单位产品成本继续下降低于产品价格，总成本小于总收入，产生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从Q［＊］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单位产品成本开始逐渐上升，进入规模不经济区域，但由于单位产品成本仍低于价格，扩大规模仍会增加收益，因此，规模扩大将持续到Q［，3］，即单位产品成本上升至产品价格P为止。在Q［＊］至Q［，3］这一阶段上，尽管已处于规模不经济区域，但却仍会产生规模效益。所以，规模经济只是考虑成本的下降，而不考虑价格因素。规模效益则是由成本和价格共同决定的。也就是说，规模经济未必产生规模效益，比如当前一些成本高，价格低的农产品生产；规模不经济也可能有规模效益，比如成本低，价格比较高的农产品生产。同时，通过对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的综合分析，可以推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农户为了经济利益，获得最大的规模效益，在最佳规模Q［＊］以后，仍会继续扩大规模。但是，如果单位产品成本上升，是由于土地生产率下降的原因造成，如广种薄收，粗放经营，那么，这种扩大经营规模的行为将会导致社会总产量的下降。尽管农户会因此而增加收入，但是不可取的。这就是说，在讲求微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讲求宏观经济效益，讲求各种资源利用的最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区别7

为满足各地区各部门需要，2012年人民银行建立了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季度统计制度。2014年2月20日，人民银行正式2013年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的统计数据。

社会融资规模产生的背景及其内涵

社会融资规模是2011年起中国金融宏观调控引入的一个新的监测分析指标。过去较长时期以来，金融与经济关系一般都是指银行体系通过其资产负债活动，促进经济发展和保持物价水平基本稳定。近年来，中国金融总量快速扩张，金融结构多元发展，金融产品和融资工具不断创新，证券、保险类机构对实体经济资金支持加大，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对贷款表现出明显替代效应。

新增人民币贷款已不能完整反映金融与经济关系，也不能全面反映实体经济的融资规模。

上述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资金提供主体由传统的银行机构，扩展到证券、保险等其他非存款性金融公司。二是融资工具多元发展，非信贷金融工具创新步伐明显加快，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比例不断下降。三是金融调控如果只盯着贷款就会造成“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主要原因是，随着金融市场快速发展，对实体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影响的金融变量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货币和信贷，也包括信托、理财、债券和股票等其他金融资产。只有将商业银行表外业务、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和直接融资都纳入统计范畴，才能全面监测和分析整个社会融资的状况。因此，理论研究与政策操作都需要能全面、准确地反映金融与经济关系的统计指标。

2002年时除人民币贷款外的其他融资占比很小，当年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的91.9%，其他融资占比仅为8.1%，统计社会融资规模的意义不大。但是到了2010年情况完全不同了，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下降至60%以下，2013年进一步下降至51.4%。并且随着金融创新快速发展，未来人民币贷款占比有可能更低。为了提高金融调控的有效性，必须同时关注人民币贷款和其他方式的融资。

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统计

地区社会融资规模是指一定时期（每月、每季或每年）和一定区域内实体经济（即非金融企业和个人）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额，是全面反映一定时期内金融体系对某一地区资金支持的总量指标。地区社会融资规模是增量概念，即期末、期初余额的差额，或当期发行或发生额扣除当期兑付或偿还额的差额。

地区社会融资规模主要由四个部分构成。一是当地金融机构通过表内业务向实体经济提供的资金支持，包括人民币贷款和外币贷款；二是当地金融机构通过表外业务向实体经济提供的资金支持，包括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三是当地实体经济利用规范的金融工具、在正规金融市场所获得的直接融资，主要包括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筹资和企业债券融资；四是其他方式向实体经济提供的资金支持，主要包括保险公司赔偿、投资性房地产、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和贷款公司贷款。

为满足各地区各部门需要，2012年人民银行建立了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季度统计制度。

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指标由十项子指标构成。省（市、自治区）社会融资规模=该地区人民币贷款+外币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保险公司赔偿+投资性房地产+其他。

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口径和内涵与全国社会融资规模一致，即金融体系为整体金融的概念，从机构看，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从市场看，包括信贷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保险市场以及中间业务市场等。

据初步统计，2013年全年汇总的31个省（市、自治区）社会融资规模总额为17.33万亿元，比全国社会融资规模多370亿元，误差率为0.2%，比2011年下降1.6个百分点，明显低于汇总的地区GDP数据与全国GDP的误差水平。这表明，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数据质量较高。

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可以更加准确地反映金融体系对特定地区的资金支持情况。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与实体经济利用各种渠道吸纳资金、配置资源是双向互动的，因此，地区社会融资规模也反映了一个地区资金配置的能力。

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的区域特点

1.近年来，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增长较快，有力地支持了区域经济的发展。2013年，东、中、西部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分别为9.04万亿元、3.40万亿元和3.79万亿元，分别比2011年多1.39万亿元、1.10万亿元和1.29万亿元。

2.地区社会融资规模最多的前六个地区集中于东部，但集中度明显下降。2013年，地区社会融资规模最多的前六个地区集中于东部，即广东、北京、江苏、山东、浙江和上海，融资额合计占全国的37.9%，融资集中度分别比2012年和2011年下降1.5个和6.2个百分点。

3.东部地区社会融资规模份额占全国一半以上。与2011年相比，中西部地区份额明显上升，东部地区份额下降较多，融资的区域不平衡状况有所改善。2013年，东、中、西部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分别占同期地区社会融资规模总额的52.2%、19.6%和21.9%；东部地区占比比2011年下降6.4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占比分别比2011年上升2.0个和2.7个百分点。

4.地区融资结构有所优化，但仍存在一定差异，其中，中、西部地区融资对银行贷款的依赖度仍然较高，东部地区直接融资占比明显高于其他地区。2013年，中、西部地区新增人民币贷款占其社会融资规模的比例分别为51.8%和54.6%，分别比东部地区高2.4个和5.2个百分点；东部地区直接融资（即非金融企业债券融资和境内股票融资合计）占其社会融资规模的比例为13.5%，分别比中部和西部地区高1.5个和3.0个百分点。

5.中部地区社会融资规模与GDP的比率明显低于东、西部地区。2013年，东、中、西部地区社会融资规模与GDP之比分别为25.9%、22.0%和30.1%，其中中部地区该比率分别比东部和西部地区低3.9个和8.1个百分点，比全国社会融资规模与GDP的比率低8.4个百分点。

地区社会融资规模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重点。探寻两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区域融资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社会融资规模为分析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指标。

利用2011年三季度以来的季度地区面板数据，对地区社会融资规模与主要经济指标进行计量分析，结果如下：

1.地区社会融资规模与区域经济增长、投资、消费和物价关系紧密。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一般也较高。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一是地区社会融资规模与区域经济增长、投资和消费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69、0.45和0.56，而与物价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二是地区社会融资规模与区域经济增长、投资和消费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和因果关系。协整和因果统计分析显示，地区社会融资规模与区域经济增长、投资、消费和CPI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并且地区社会融资规模与区域GDP增长存在显著的互为因果关系，区域投资和消费是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的格兰杰成因（见表1）。

上述分析表明，地区社会融资规模是全面反映区域金融与经济关系以及金融对区域经济资金支持的合适指标。合理提高地区社会融资规模水平，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同时，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优化区域经济结构，能够改善融资环境，增强金融与经济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2.社会融资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区域性差异，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对社会融资规模的依赖程度最高。东、中、西部地区社会融资规模与GDP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6、0.52和0.72，西部地区明显高于东、中部地区。这表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对社会融资规模的依赖程度最高。

社会融资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区域性差异，西部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对当地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要高于东部。利用地区社会融资规模与区域GDP建立回归模型结果表明，西部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变化一单位，GDP变动0.18个单位；东部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变化一单位，GDP变动0.14个单位。中部地区由于面板数据时序太短，没有通过模型检验。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西部地区金融市场相对不发达，实体经济对社会融资规模的依赖程度较高。而东部地区由于企业效益普遍较好，自有资金较为充足，同时民间融资和外资直接投资活跃，企业资金来源渠道较多。此外，东部地区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西部地区也是影响因素之一。

3.地区社会融资规模与第三产业相关性最强，其次为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相关性较弱。地区社会融资规模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相关性较强（相关系数分别为0.64和0.77），与第一产业相关性较弱（相关系数为0.2）。这表明，从产业结构看，地区社会融资规模高低主要取决于二产、三产的规模和占比。

分区域看，各地区社会融资规模与三大产业的相关程度呈现一定的区域差异。其中，东部地区社会融资规模与三产相关程度最高，二产次之，与一产相关性不显著；中部地区社会融资规模与二产相关程度最高，三产次之，与一产相关性不显著；西部地区社会融资规模与二、三次产业相关性较强，与一产间的相关性不显著（相关系数见表2）。

4.地区融资结构反映不同融资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地区 、外币贷款、表外融资、企业债券、股票、保险赔偿以及其他融资（小额贷款公司及贷款公司贷款）与区域经济增长间存在较为显著的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92、0.79、0.82、0.71、0.70、0.87和0.63，投资性房地产与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见表3）。

分地区看，东部地区与除投资性房地产外的各类融资相关性均较强；中部地区人民币贷款和表外融资与经济增长间存在较强相关性，股票和保险赔偿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弱于前两项，外币贷款、企业债券、投资性房地产以及小额贷款公司和贷款公司贷款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不显著；西部地区外币贷款和投资性房地产与经济增长关系不显著，其余融资方式与经济增长间均存在较强相关性（见表3）。

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监测分析的重要意义

与人民币贷款相比，地区社会融资规模较全面地反映了当地实体经济从整个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支持。建立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有利于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促进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转型升级，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也有利于改善地区融资环境，增强金融与经济间的良性互动。具体看，主要有五个方面的意义。

一是有利于加大金融对区域经济的支持。在传统的经济金融关系分析中，通常以新增贷款反映金融对区域经济的支持力度。但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发展较快，金融结构呈现明显的多元化态势，特别在部分沿海发达地区，新增人民币贷款占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已降至50%以下，该指标已不能全面反映金融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建立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有利于全面反映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间的关系，加大金融对经济的支持。

二是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升级。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仍不平衡，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部门之间的差异仍然较大。建立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有利于利用不同融资工具，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升级，增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三是有利于满足不同地区多样化投融资需求。地区社会融资规模指标能够较全面地反映区域金融发展特点。例如，有的地区直接融资比重较低，企业融资结构有待改善。建立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有利于研究融资结构对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优化融资结构，培育和发展区域金融市场，满足不同地区多样化投融资需求。

四是有利于从金融视角寻找缩小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策略。中国区域间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阶段差异较大。建立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有利于针对不同区域融资特点和经济发展状况，从金融视角寻找缩小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策略。

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区别8

1.全国不同规模的城市数量总体统计

按照2014年11月21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规定，新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其中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小城市，2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小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城市为中等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其中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大城市，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据此，对全国2003-2012年不同规模城市的数量进行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为更直观地展示2003-2012年全国不同规模城市的数量变化情况，将表1的数据反映在图1中。

结合表1和图1可知：2003-2012年，（1）我国城市数量基本保持稳定，城市总数处于653-657个的区间范围；（2）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I的数量也基本保持稳定、波动较小，区间范围分别是1-3个、4-5个和5-9个；（3）大城市II和中等城市的数量分别以2008年和2007年为界，呈现出先逐年减少再逐年增加的态势，其中大城市II数量先从55个（2003年）减少到44个（2008年）后又增加到50个（2012年），中等城市数量先从95个（2003年）减少到84个（2007年）后又增加到91个（2012年）；（4）只有小城市I的数量保持逐年增加，从196个（2003年）增加到251个（2012年）；（5）小城市II的数量总体上呈减少趋势，从292个（2003年）减少到247个（2012年）。

2.全国四大经济区域不同规模城市数量的分布统计

截至2012年，我国四大经济区域不同规模城市数量的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为更直观地展示2012年全国四大经济区域不同规模城市的数量变化情况，将表2的数据反映在图2中。

结合表2和图2可知：截至2012年，（1）我国城市分布并不均衡，四大经济区域的城市个数从多到少依次为：东部地区（238个）、中部和西部地区（均为169个）、东北地区（89个）；（2）超大城市（3个）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3）特大城市（5个）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3个）；（4）大城市I在各区域均有分布且数量较少（均不超过3个）；（5）大城市II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24个），其次依次为西部地区（11个）、中部地区（9个）和东北地区（6个）；（6）中等城市在四大经济区域呈梯度分布，从多到少依次为东部地区（31个）、中部地区（28个）、西部地区（18个）和东北地区（14个）；（7）小城市I在四大经济区域呈梯度分布，从多到少依次为东部地区（95个）、中部地区（71个）、西部地区（61个）和东北地区（24个）；（8）小城市II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76个）和东部地区（71个），其次依次是中部地区（58个）和东北地区（42个）。

二、我国及其四大经济区域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口统计分析

1.全国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口统计

全国2003-2012年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口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为更直观地展示2003-2012年全国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口变化情况，将表3的数据反映在图3中。

结合表3和图3可知：2003-2012年，（1）我国城市城区人口总体上呈增加态势，但其在全国总人口中的占比始终处于25%-28%的区间范围；2003年与2012年城市城区总人口分别为33805.01万和36989.68万；（2）超大城市的城区人口总体上呈快速增加态势，从1278.23万（2003年）增加到5218.87万（2012年）；（3）特大城市的城区人口波动较大，总体上呈减少态势，2003年与2012年城区人口分别为3548.87万和3084.29万；（4）大城市I的城区人口波动较大，总体上呈减少态势，2012年有较大反弹；（5）大城市II的城区人口总体上呈减少态势，2003年与2012年城区人口分别为9023.14万和8225.56万；（6）中等城市的城区人口先逐年减少再逐年增加，从6728.77万（2003年）减少到5832.36万（2007年）后再增加到6414.07万（2012年）；（7）小城市I的城区人口保持逐年增加态势，从6026.95万（2003年）增加到7805.14万（2012年）；（8）小城市II的城区人口总体上呈减少态势，2003年与2012年城区人口分别为3661.47万和3300.1万。

2.全国四大经济区域不同规模城市人口的统计分析

截至2012年，全国四大经济区域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口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

为更直观地展示2012年全国四大经济区域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口变化情况，将表4的数据反映在图4中。

结合表4和图4可知：截至2012年，（1）我国城市城区人口分布并不均衡，四大经济区域的城市城区人口从多到少依次为：东部地区（17426.83万）、中部地区（7666.47万人）、西部地区（7433.85万）、东北地区（4462.53万）；（2）超大城市人口（5218.87万）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3）特大城市、大城市II的城区人口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54.08%和49.33%）；（4）大城市I的城区人口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38.27%）；（5）中等城市和小城市I的城区人口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34.85%和30.61）和中部地区（37.36%和29.37%）。

三、我国及其四大经济区域不同规模城市的建成区面积统计分析

1.全国不同规模城市的建成区面积总体统计

全国2003-2012年不同规模城市的建成区面积统计结果如表5所示。

为更直观地展示2003-2012年全国不同规模城市的建成区变化情况，将表5的数据反映在图5中。

结合表5和图5可知：2003-2012年，（1）我国城市建成区逐年扩大，建成区面积28586.38平方公里（2003年）逐年增加到45506.37平方公里（2012年），增长了59.19%；（2）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I的建成区面积波动较大；与2003年相比，三类城市2012年的建成区面积分别增长468.30%、17.39%和41.81%；（3）大城市II、中等城市和小城市I的建成区逐年扩大，建成区面积分别从2003年的6612.76平方公里、5489.18平方公里和5967.45平方公里增加到2012年的11433.72平方公里、8176.05平方公里和10637.01平方公里；（4）小城市II建城区总体上呈缓慢扩张态势，2003年和2012年的建成区面积分别为4354.89平方公里和4986.74平方公里。

2.全国四大经济区域不同规模城市建成区面积的统计分析

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区别9

关键词:大额支付系统;数据分析;资金流动;规律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6-1428(2010)11-0021-05

2005年6月,人民银行在全国范围内建成并运行大额支付系统。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已逐步形成以人民银行大额支付系统为中枢的支付清算网络体系,对加快社会资金周转、促进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06年,通过人民银行大额支付系统处理的支付业务金额占到全国非现金支付业务总金额的47%,到2009年,这一比例达到67%,并呈逐年增长趋势。由于大额支付系统的参与者已经覆盖境内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系统处理的支付业务金额在全国非现金支付业务中占比超过六成。因此,大额支付系统的业务信息在反映我国社会资金流动特点方面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依据大额支付系统业务信息,本文对我国资金流动特点做了初步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

一、我国社会资金流动的特点

1、北京是全国最大的资金集散地,上海和广东次之。资金流动在全国各省市的分布很不均衡,资金流动规模居前10位的省(市)处理的支付业务笔数和金额分别占全国的71%和85%。资金流动规模最大的5个地区依次是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和浙江,其中北京的资金流动规模为上海的2.4倍:在资金流入流出的总规模方面,排在前五名的地区分别是北京、上海、广东、福建和江苏。通过比较,北京、上海、广东三地的支付业务金额和流人流出资金规模远远超过其他地区,表明这三个省市事实上是全国的资金集散地,其中北京是最大的资金集散中心。

2、大部分省级行政区也是综合经济区。从全国支付业务的总体情况来看,本地业务的笔数占53.2%。从各省市的情况来看,共有22个省(自治区)的本地业务占比超过50%,其中10个省(自治区)超过60%。这一数据表明大部分资金流量集中在省级行政区内部,说明我国的省级行政区和经济区具有较高的吻合度,大部分省级行政区本身也是综合经济区。本地业务占比最高的5个省市分别是福建、宁夏、广东、贵州和山西;本地业务占比最低的5个省市分别是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和重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直辖市外向型经济的共同特征,也说明这5个地区的经济与其他省市的关联度较高,支付业务往来的辐射面较广。

3、东西部经济发展极不均衡。资金流动规模和平均支付规模是反映经济活跃状况的重要指标。从全国各省市资金流动规模占比情况来看,东部沿海十省市的资金流量在全国占比超过84%,而西部十省市。占比仅为5%;从支付规模来看,全国平均每笔支付业务的金额为299万元,但东部各省市的支付业务规模远远高于西部省市,支付规模最高的是北京(1957万元)、上海(586万元)和天津(300万元),支付规模最低的是广西(10¨0万元)、宁夏(97万元)和贵州(94万元);从支付活跃度情况来看,截至2010年上半年,全国共有企事业单位1377万家,各企事业单位年均通过大额支付系统办理支付业务36笔,但东部各省市的指标远远高于西部省市,最活跃的地区分别是福建(60笔)、广东(53笔)和浙江(42笔),最不活跃的地区分别是新疆(23笔)、黑龙江(21笔)、青海(20笔)和(17笔)。这说明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均衡,东西部经济活动总规模和单一经济活动规模相距甚远。

4、广东与全国其他省市的经济联系最密切,其次是上海、北京、江苏和浙江。从各省市与国内其他省市间的支付业务往来情况看,与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之间的业务量均位居前列,其中各省市与广东之间的支付业务笔数在本省异地业务中平均占比最高,达到15.42%;其中广西与广东之间的支付业务笔数在广西省异地业务中占比达到43%,说明广西与广东的经济关系尤为密切,广西经济对广东经济的依存度较高;占比最低的内蒙古自治区也达到6.8%,说明广东与全国其他省市的经济联系最密切。排在前5名的其他4个省市分别是上海(10.93%)、北京(10.15%)、江苏(8.57%)和浙江(8.00%)。

5、部分综合经济区域的划分仅有地理学上的意义。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和政策》中将我国划分为经济区域。从各综合经济区内不同省市间支付业务往来情况看,东海经济区(长三角地区)内各省市间的经济关联度最密切,其次是北海经济区(环渤海地区)和南海经济区(珠三角地区),经济关联最松散的经济区域是黄河中游经济区和长江中游经济区。对于大西北经济区、长江中游经济区和黄河中游经济区内各省市,尽管划归同一经济区,但事实上相互间经济关联度很低,经济往来少,这一综合经济区域的划分仅有地理学上的意义。对各省市异地支付业务进行具体分析,从经济关联度来看,对部分综合经济区的范围进行适当调整更为合理,即将山东从北海经济区划分至东海经济区,将福建从南海经济区划分至东海经济区、将安徽从长江中游经济区划分至东海经济区,将广西从大西南经济区划分至南海经济区,将从大西北经济区划分为至大西南经济区。

6、北京、上海分别是资金净流入和净流出最大地区。从各省市2009年度通过大额支付系统处理的支付业务来看,有24个省市为资金净流入,资金净流入最大的5个省市分别为北京、江苏、广东、山东、辽宁;有7个省市为资金净流出,资金净流出最大的5个省市分别为上海、江西、河南、湖南、湖北。其中,北京净流入资金额在各省市净流入资金额中占49%,上海净流出资金额在各省市净流出资金额中占92%。资金净流量是某一省市经济规模、经济活跃度以及与其他省市经济关联度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其中的经济含义还需要结合其他有关信息一并分析。

7、各类支付服务机构在支付市场的份额差距较大。2009年。全国各类人民币支付系统共处理支付业务112.63亿笔,金额1208,06亿元。在各类支付服务机构中,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支付服务市场中占据绝对份额;非金融支付服务机构的占比尽管不足1%,但保持了非常快的增长速度,成为支付服务市场越来越重要的补充。

从大额支付系统各类参与机构的数据来看,呈现以下特点:一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支付业务所占份额高。处理业务笔数和金额占比分别达98.51%和87.19%;但平均每笔支付业务的金额较小。为287万元。二是金融市场组织者(仅包括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处理业务的份额低,处理业务笔数和金额占比分别仅为0.03%和3.56%;但支付规模较大,每笔支付业务的平均金额达4.1亿元;三是人民银行国库资金汇划业务的占比稳步提高。从2008年0.80%,到2009年0.86%,2010年上半年。国

库资金汇划的占比已达到0.91%。

从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数据来看。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支付业务笔数和金额占比分别为62%和44%,是支付市场的核心参与者,其中工商银行的支付业务笔数和金额占比分别为19.76%和13.53%,是我国最大的清算银行;二是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支付份额逐年提高,支付业务笔数占比从2008年的13.15%,到2009的14.21%,2010年上半年:业务占比已达到14.67%;三是外资银行业务笔数占比不足2%。但支付业务平均规模较高,为691.46万元,说明其主要从事批发类业务,参与零售金融服务市场很少。

二、相关建议

1、发挥经济辐射度较大地区的龙头作用,带动全国经济发展。经济辐射度较大地区属于我国经济产业链上的关键环节,通过这些地区的连接与沟通,可以密切各省市经济联系,构筑全国统一的、充满活力的大市场。特别是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重点关注经济辐射度较大的地区的经济发展,适当进行政策倾斜,有助于较快实现整体经济的企稳回升。

2、树立区域协调发展观念,促进综合经济区内各省市的一体化发展。要加强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特别是经济关联度较高的经济区,重点加强经济区内部各行政区间的合作,促进区域的融合发展:要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考虑区域规划、基础设施建设、资源配置等重大问题;要尽量消除制约行政区与经济区发展的体制束缚,明确行政区与经济区管理区域的职能与分工,建立多层协调的区域管理机制;要探索建立更加紧密、更有效力的区域治理模式,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区别10

什么叫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

在投入增加的同时，产出增加的比例高过投入增加的比例。

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的原因

西方经济学一般把规模经济定义为由于生产规模扩大而导致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情形。它反映了企业的生产规模与产品成本之间相关的某种规律性，其实质是企业合理的规模作业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企业可以使劳动分工更加合理化，并提高其专业化程度，实现资源有效率的优化组合与配置，我们称它为企业内部规模经济。对资源和其它生产要素进行综合利用，获得规模效益，我们称之为企业外部规模经济。但这里我们主要讨论企业内部规模经济。规模不经济指的是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不能带来产品单位成本下降的非经济性。一种是企业规模过小，达不到所属行业要求的最低规模；另一种是企业规模扩大，产品产量的增加幅度小于生产规模扩大的幅度，规模不经济”这里主要讨论企业由于生产规模过大而导致长期平均成本上升的情形，扩展资料规模不经济并不是单纯由企业规模的过大或过小引起的。那么规模不经济究竟是由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什么叫规模经济

在投入增加的同时，产出增加的比例高过投入增加的比例。

什么是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起源于经济学，它描述的现象是：在投入增加的同时，产出增加的比例高过投入增加的比例，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减少。

规模经济是什么意思？

规模经济起源于经济学，在投入增加的同时，产出增加的比例高过投入增加的比例。

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最大区别

规模经济是指通过扩大生产规模而引起经济效益增加的现象，是指因生产规模扩大而导致单位产品成本提高的现象。最大区别就在于影响企业对于生产规模的决策：在规模经济条件下。

北京经济规模、特点及产业结构

一、北京经济的基本特征首都北京在60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与国家战略息息相关，在遵循城市经济发展普遍规律的基础上，始终将服务于国家战略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心，经历了工业化城市、现代综合服务中心与国际化都市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新中国建设的初创时期（1949-1978），在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要求下，第二阶段是在改革开放的推进阶段（1979-1998），北京重点发展服务经济，形成以服务经济为核心的产业格局，完成了由工业化城市向现代综合服务中心城市的转化。在大国崛起战略的要求下，实现了建设以现代高端服务业为核心、科技创新为动力、经济节点功能为特征的国际化都市的目标。发展优势北京商务中心区作为以发展现代服务业为核心的城市功能区，首都经济结构调整将有利于大量现代服务性企业进驻，提高服务业的知识含量和整体水平。

综上所述，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区别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在经济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规模经济主要指的是生产成本的降低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而经济规模则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体经济规模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