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通议读书报告范文大全 变法通议读书笔记

读书报告是对一本书进行总结和评价的文学作品。通常情况下，读书报告包括对书中主要情节、人物、主题和作者的分析。读书报告可以是书面形式或口头形式，其目的是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书籍的内容，并思考书中所提出的观点和问题。读书报告还可以包括读者对书籍的个人感受和建议，以及对书籍的推荐与否。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变法通议读书报告范文大全，仅供大家参考。

变法通议读书报告范文大全1

《变法通议》是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夕撰写的一组政论文章，主要内容是论证中国社会变则存，不变则亡；只有改良现行的腐朽官官僚体制和科举取士制度，兴办新式学校培养变法人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制度的弊端，维护清朝的政治统治。在学习维新变法的时候，就对梁启超先生的《变法通议》就有了极大的好奇心，我在想着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著作能在当时那个黑暗的年代产生救亡图存的影响呢？而在我接触这本书时，由于我个人的文言文功底的不足，致使我在阅读此书时不能很好的深入了解作者的思想，再加上一个世纪过去了，现在我们对当时清末的状况只能从先人留下来的资料所能了解到，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个难题。因此本文仅代表我个人阅读粗鄙的见解而已。

在阅读本书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梁启超曾说的一句话，那即是：1896年，“启超创一旬刊杂志于上海，曰时务报。自著《变法通议》，批评秕政，而救弊之法，归于废科举兴学校，亦时发民权论，但微其绪，未敢昌言。”因此可见，《变法通议》是为“批评秕政”，为救清廷政治之弊而作的。那么《变法通议》中的“变”有什么样的含义？它是否是指中国千年不遇之变局？它的“变”又到底是变在哪里呢？带着这些一连串的问题，在我走进这本百年的著作之后，联系自己曾在课堂上学到的维新变法运动中的思想，以及我们现在应如何的借鉴本书中的精华，怎样去避免历史的错误再次重演。

一、《变法通议》的主要思想及其内容。

《变法通议》是梁启超担任上海《时务报》主笔时发表的早期政论文章的结集，发表的起止日期为1896年至1899年。《变法通议》共有14篇，其中，《自序》、《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学会》、《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学校余论》、《论译书》、《论金银涨落》等12篇，刊于1896年至1898年的《时务报》，《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等两篇，刊于1898年底至1899年初的《清议报》。而在当时使得《时务报》在众多报刊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维新派刊物，梁启超本人也因此得到了“舆论之骄子，天纵之天豪”的美誉。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此书算的上是深得民心。

在《变法通议》这一书中，开篇的《自序》、《论不变法之害》和《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梁启超指出，变为自然和社会之普遍法则，自然由变而成，社会也由变而生，“借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梁启超上引历史，下及现实，左观印(度)日(本)，右览俄(国)德(意志)，极言变法之必要，他大声疾呼：“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所以由此三章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当时，梁启超主张维新变革，以“变”之形式使中国变得强大起来，可以与世界各国比肩而立也。但是在面对法之如何变的问题时，“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变法之本在育人才，在开学校，在变科举，所有这些最终又需依靠体制的变革，这即是说，育人才，开学校，变科举必须在政治体制变革的前提下，并通过政治体制的变革来实现。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远见灼识，这对今天我国教育制度的改革也提供了一定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二、关于教育的变革。

我们在阅读本书的内容时就可以明确的知道，梁启超先生主要是针对当时的教育弊端而提出的一些改革方法，在《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师范》、《论女学》和《论幼学》等论文中都有提到当时清政府统治下的教育制度的所存在的问题，并且都提出了较为完整的解决方案。

在《学校总论》中，梁启超指出：“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而民智开于学，兴学立于教，因此，教育是系乎国家兴亡的大事！那么，为什么会有学校不兴，教育不立的现实呢？梁启超指出，这都是长期以来的愚民政策所使然。统治者为箝制思想，便用制义、诗赋、楷法作为学校教育的内容，如此便使学校存其名而无其实。所以在国难当头之时，中国惟有陈旧落后的兵器与狂妄自大的士人来与列强的坚船利炮对抗，最终只能落得个割地赔款的下场。面对士、农，工、商、兵五等级的划分，封建等级深严的制度，日日腐朽的清王朝，我们只能埋首叹息。

在《论师范》中，梁启超指出，国之兴，在于兴学，学之兴，系乎教师，教师是学生心目中的上帝，其道德文章对学生影响很大，因此，教师的作用举足轻重。所以，“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主张：“一须通习六经大义，二须讲求历朝掌故，三须通达文字源，四须周知列国情状，五须分学格致专门，六须仞习诸国言语，”从京师到各省府州县，遍设小学堂，同时辅之以师范学堂。小学堂之教师由师范学堂之学生充任，以小学堂教学之效果，来检验师范学堂教学之效果。如此，“则天下之士，必争自鼓舞”，“十年之间，奇才异能，遍行省矣。”

在《论女学》中，梁启超提出了“欲强国必由女学”的惊人之论。梁启超列举了世界诸国之女学状况，指出，女学最盛者，其国也最强，美国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也次强，英、法、德、日诸国是也；女学衰微者，则其国得存已为辜事，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梁启超说，到了太平之世，国界、种界、兵事全无，男女也无有分别，男女“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而无或能或不能之别，故女学与男学必相合”。 因此，梁启超于当时中国妇女并受身心二重戕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指出，中国妇女不仅深居闺阁，足不出户，以致“独学无友，孤陋寡闻”，未可作诗填词，无论实学，而且要蒙缠足毁体之害，所以，“缠足一日不变，则女学一日不立”。打破了我国“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千古局面。

3、思考与感悟。

 唐太宗曾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一直是我国的政治家、改革家所借鉴的方法。自我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它为我国改革开放提供了大量的人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促进了我国现代化的发展。因此，教育制度的改革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极为重视的国民问题。

在《学校总论》的最后，专门论述了教育经费问题。梁启超指出，没有教育经费，学校之议无异空纸，所以，“今国家而不欲自强则已，苟欲自强，则悠悠万事，惟此(指筹措教育经费)为大，虽百举未遑，犹先图之”。所以，梁启超沉痛地疾呼：如果今日仍不图举，则“恐他日之患，其数倍于今之所谓二万万者，未有巳时。”从《论科举》、《论师范》、《论女学》和《论幼学》中，都可以看到这些都是现我国所重视的问题，由于我国进入改革深水区后，我国的国民经济迅速的发展，金钱至上的观点都在腐蚀着人们的灵魂，道德滑落、人心冷漠。我国的教育方面的问题接踵不断，不论是在教师的素质层面，还是幼学的大力发展，不管是中小学生的升级考试，还是硕博研究生的选拔等都是与《变法通议》有相似之处的，但是《变法通议》把兴学校、育人才作为变法的根本，把教育作为开民智、兴民权的基础。它所表达的重视教育的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但是，它只揭示了造成中国人才缺乏、民智未开的教育原因，却没有从更深一层看到造成中国教育落后的政治原因，这是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所表达的教育思想的局限性之所在。所以在我们当今的改革中，我们要统筹兼顾，我们不仅要看到我们教育的不足之处，同样也要看清我们的国情，我们的改革不能照搬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发达国家的制度，我们要从实际出发，一点一点的使我们的教育制度，使我们的综合国力等方面提升，让我们的国人以我们的国家引以为豪。

所以在面对我们如今的深水区改革与当时清末千年不遇之变革不同的时代背景时，我们在改革时都要用发展的、长远的眼光看问题，不能就简单的一言以蔽之。虽说“以不变亦应万变”是千古流传下来的哲学道理，但是在变革之际，改革之时，我们要当变则变，以“变”而取胜者也。

变法通议读书报告范文大全2

说到戊戌变法，大家都知道是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变法运动, 同时也是真正具有近代意义的思想启蒙运动。说到维新思想的的代表人物，大家一定会想到两个人——康有为和梁启超。说到变法期间影响最深远、销售量最大的一种刊物，就是维新派创办的《时务报》。《变法通议》是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夕撰写的一组政论文章，《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使《时务报》在众多报刊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维新派刊物，梁启超本人也因此得到了“舆论之骄子，天纵之天豪”的美誉。

《变法通义》洒洒洋洋共7 万多字, 分为《自序》、《论不变法之害》、 《论变法不知本源之害》、《学校总论》、《论科举》、( 论学会》、《论师范》、弋论女学》、( 论幼学》、(论学校余论》、《论译书》、 《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 ( 论金银服落沉《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等14 篇文章。前11 篇先后发表于1 8 9 6 年一1 89 7 年( 清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 《时务报》各期, 后3 篇为变法失败后之作。

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反复强调和论证了变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比较全面、系统和详尽地提出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这个主张步及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他开宗明义地写道: “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 变者, 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 万国蒸蒸, 日趋于上, 大势相迫, 非可阔制。变亦变, 不变亦变, 变而变者, 变之权操诸己, 可以保国, 可以保种, 可以保教; 不变而变者, 变之权让诸人, 束缚之, 肥骤之。呜呼, 则昨吾之所敢言矣! ” 强调“ 科举、学校、官制、工艺、农事、商务等, 斯乃立国之元气, 而致强之本原也。” “ 君权日益专, 民权日益衰, 为中国致弱之根源。” 他赞称孟子“ 国必自伐, 然后人伐之” , “ 能治其国家, 谁敢侮之” 的名言。他还说: “ 不能创法炸圣人也; 不能随时, 非圣人也。” 既然“ 变” 是公理, 对中国来说, 又到了炸变不可的地步, 否则将无以图存, 那么从哪里入手, 变法的根本又是什么? 梁启超说: “ 吾今一言一蔽之曰, 变法之本在育人才; 人才之兴,在开学校; 学校之立, 在变科举; 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这就是《变法通议》的主旨。梁启超说：1896年，“启超创一旬刊杂志于上海，曰时务报。自著《变法通议》，批评秕政，而救弊之法，归于废科举兴学校，亦时发民权论，但微其绪，未敢昌言。”可见，《变法通议》是为“批评秕政”，为救清廷政治之弊而作的。因此，《变法通议》全篇都是在鼓吹变法，倡言维新。由于梁启超和其他维新派人士一样，是教育救国论者，因此，在《变法通议》中，教育救国思想非常明显，其中，教育思想比较集中的篇目为《学校总论》、 《论科举》、《论师范》、《论女学》和《论幼学》等。我们是师范生，所以讲讲梁启超的《论师范》，在《论师范》中，梁启超指出，国之兴，在于兴学，学之兴，系乎教师，教师是学生心目中的上帝，其道德文章对学生影响很大，因此，教师的作用举足轻重。但是，当时府州县学官及蒙馆学究多系不学无术，滥竽充数之辈，其误人子弟，势所必然。而洋学堂中的西洋教习，亦每每存在有言语不通，翻译失真。西人幼学，异于中土，故教法亦每不同“等五大不利因素，而且，西人不懂中华经典，“每拨弃本原，几成左衽”，任用西人，授人以柄，究非长策，所以，“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那么师范学校之制又如何确立呢？梁启超参考日本寻常师范学校之制提出了如下主张：“一须通习六经大义，二须讲求历朝掌故，三须通达文字源，四须周知列国情状，五须分学格致专门，六须仞习诸国言语，”至于教学法，学习《札记·学记》而循而用之，殆庶几矣”。梁启超进一步指出，必须将师范学堂的设立同小学堂的设立结合起来。从京师到各省府州县，遍设小学堂，同时辅之以师范学堂。小学堂之教师由师范学堂之学生充任，以小学堂教学之效果，来检验师范学堂教学之效果。如此，“则天下之士，必争自鼓舞”，“十年之间，奇才异能，遍行省矣。”

梁启超《变法通议》一书生机勃勃，其见解不乏独到之处。主要表现在：深刻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猛烈抨击封建顽固派的因循保守。他说：“彼君臣上下，尤瞰然以为吾今日之法，吾祖前者以之治天下而治，浮然守之，因循不察，渐移渐变，百事废弛，卒至腐敝，不可收拾。” 接着，他反复阐述不变法的危机，说明变法的必要。他指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变给自然界和人类带来生机，不变则一切万物都会死去，因此，“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势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非可阈制。变亦变, 不变亦变, 变而变者, 变之权操诸己, 可以保国, 可以保种, 可以保教; 不变而变者, 变之权让诸人, 束缚之, 肥骤之。呜呼, 则昨吾之所敢言矣! ” 梁启超还在《变法通议》中以世界历史为例，说日本以“自变”而强，印度以“不变”而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他以振聋发聩之势要求清政府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实行变法，免遭吞并或瓜分的命运。文中还指出变法的本源是“变科举”。他揭露出旧的科举制度禁锢人的思想，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要更改这种状况，就要变科举，兴学校。他还指斥今日讲求变法者不知本原的种种弊端，指出变法的根本，即“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兴在废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提出变法必先变人，改革封建官僚制度，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而且文章文字生动流畅，在当时曾传诵一时，一时之间上至“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新会梁氏者。”

梁启超是一位教育救国论者，因此，他所鼓吹的变法也主要的是指教育变法。梁启超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窥测到了当时中国变法的迫切性，他在《变法通议》中的变法主张，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对教育的要求，也反映了时代的强烈呼声，因而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但是，《变法通议》之所以倡言变法，鼓吹改革的理论依据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西方进化论，这种以自然万物之进化与人类社会之发展作自然比附的思想方法无疑是形而上学的。《变法通议》把兴学校、育人才作为变法的根本，把教育作为开民智、兴民权的基础。它所表达的重视教育的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但是，它只揭示了造成中国人才缺乏、民智未开的教育原因，却没有从更深一层看到造成中国教育落后的政治原因，这是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所表达的教育思想的局限性之所在。 《变法通议》在当时社会上起了相当大的影响, 上自皇帝, 下至士大夫无有不知者。有力推动了戊戌变法的开展。它在梁启超前期的著作中, 是重要的政治论文, 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即使在梁启超一生的全部著作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有其重大的历史意义, 是梁启超的成名之作, 它和梁启超的名字一起载入了史册。

变法通议读书报告范文大全3

《变法通议》是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夕撰写的一组政论文章，主要内容是论证中国社会变则存，不变则亡；只有改良现行的腐朽官官僚体制和科举取士制度，兴办新式学校培养变法人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制度的弊端，维护清朝的政治统治。本书是近代中国最为系统全面的向国民宣扬维新变法主张的著作，从理论上深入阐述了维新变法的必要性及其保种、保国、保教的作用，成为晚清政坛上名声最大的宣传著作，是维新变法时期宣传改良思想的最高旗帜。《变法通议》，批评秕政，而救弊之法，归于废科举兴学校，亦时发民权论，但微其绪，未敢昌言。”可见，《变法通议》是为“批评秕政”，为救清廷政治之弊而作的。全篇都是在鼓吹变法，倡言维新。由于梁启超和其他维新派人士一样，是教育救国论者，在《变法通议》中，教育救国思想非常明显。

   梁启超指出，育人才，开学校，变科举必须在政治体制变革的前提下，并通过政治体制的变革来实现。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远见灼识。

   梁启超专门讨论了科举改革问题。梁启超指出，国家作育人才，皆为有用，教而不用，不如不教；学生学习，唯在效用，学不见用，不如不学。科举之变是必然的，完全率由旧章显然有悖于时代的要求，问题只是大变还是小变的问题，“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

梁启超指出，国之兴，在于兴学，学之兴，系乎教师，教师是学生心目中的上帝，其道德文章对学生影响很大，因此，教师的作用举足轻重。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梁启超虽不一定能称得上是一位深刻的教育思想家，但称之为著名的教育思想宣传家却是当之无愧的。在《变法通议》中，梁启超以东渐之西学为思想武器，用不同于当时文坛的新文体，即用更为痛快淋漓，剀切锐利，富有情感，不避俚俗的语言，大声疾呼变法之迫切性与必要性，因而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梁启超所鼓吹的变法也主要的是指教育变法。梁启超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窥测到了当时中国变法的迫切性，他在《变法通议》中的变法主张，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对教育的要求，也反映了时代的强烈呼声，因而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但是，《变法通议》之所以倡言变法，鼓吹改革的理论依据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西方进化论，这种以自然万物之进化与人类社会之发展作自然比附的思想方法无疑是形而上学的。

　　《变法通议》把兴学校、育人才作为变法的根本，把教育作为开民智、兴民权的基础。它所表达的重视教育的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但是，它只揭示了造成中国人才缺乏、民智未开的教育原因，却没有从更深一层看到造成中国教育落后的政治原因，这是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所表达的教育思想的局限性之所在。

于今看来，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所表述的思想恐怕是平谈无奇的，其中甚至还有失当之处，但是，作为大潮的先声，《变法通议》在当时的确起到了震聋爰聩、开启民心的重要作用，不论是清末的兴学校，还是科举由改革到废止，所有这些，都无疑受到了来自《变法通议》的重要影响！

变法通议读书报告范文大全4

《变法通议》是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夕撰写的一组政论文章，主要内容是论证中国社会变则存，不变则亡；只有改良现行的腐朽官官僚体制和科举取士制度，兴办新式学校培养变法人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制度的弊端，维护清朝的政治统治。在学习维新变法的时候，就对梁启超先生的《变法通议》就有了极大的好奇心，我在想着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著作能在当时那个黑暗的年代产生救亡图存的影响呢？而在我接触这本书时，由于我个人的文言文功底的不足，致使我在阅读此书时不能很好的深入了解作者的思想，再加上一个世纪过去了，现在我们对当时清末的状况只能从先人留下来的资料所能了解到，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个难题。因此本文仅代表我个人阅读粗鄙的见解而已。

在阅读本书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梁启超曾说的一句话，那即是：1896年，“启超创一旬刊杂志于上海，曰时务报。自著《变法通议》，批评秕政，而救弊之法，归于废科举兴学校，亦时发民权论，但微其绪，未敢昌言。”因此可见，《变法通议》是为“批评秕政”，为救清廷政治之弊而作的。那么《变法通议》中的“变”有什么样的含义？它是否是指中国千年不遇之变局？它的“变”又到底是变在哪里呢？带着这些一连串的问题，在我走进这本百年的著作之后，联系自己曾在课堂上学到的维新变法运动中的思想，以及我们现在应如何的借鉴本书中的精华，怎样去避免历史的错误再次重演。

一、《变法通议》的主要思想及其内容。

《变法通议》是梁启超担任上海《时务报》主笔时发表的早期政论文章的结集，发表的起止日期为1896年至1899年。《变法通议》共有14篇，其中，《自序》、《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学会》、《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学校余论》、《论译书》、《论金银涨落》等12篇，刊于1896年至1898年的《时务报》，《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等两篇，刊于1898年底至1899年初的《清议报》。而在当时使得《时务报》在众多报刊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维新派刊物，梁启超本人也因此得到了“舆论之骄子，天纵之天豪”的美誉。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此书算的上是深得民心。

在《变法通议》这一书中，开篇的《自序》、《论不变法之害》和《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梁启超指出，变为自然和社会之普遍法则，自然由变而成，社会也由变而生，“借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梁启超上引历史，下及现实，左观印(度)日(本)，右览俄(国)德(意志)，极言变法之必要，他大声疾呼：“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所以由此三章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当时，梁启超主张维新变革，以“变”之形式使中国变得强大起来，可以与世界各国比肩而立也。但是在面对法之如何变的问题时，“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变法之本在育人才，在开学校，在变科举，所有这些最终又需依靠体制的变革，这即是说，育人才，开学校，变科举必须在政治体制变革的前提下，并通过政治体制的变革来实现。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远见灼识，这对今天我国教育制度的改革也提供了一定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二、关于教育的变革。

我们在阅读本书的内容时就可以明确的知道，梁启超先生主要是针对当时的教育弊端而提出的一些改革方法，在《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师范》、《论女学》和《论幼学》等论文中都有提到当时清政府统治下的教育制度的所存在的问题，并且都提出了较为完整的解决方案。

在《学校总论》中，梁启超指出：“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而民智开于学，兴学立于教，因此，教育是系乎国家兴亡的大事！那么，为什么会有学校不兴，教育不立的现实呢？梁启超指出，这都是长期以来的愚民政策所使然。统治者为箝制思想，便用制义、诗赋、楷法作为学校教育的内容，如此便使学校存其名而无其实。所以在国难当头之时，中国惟有陈旧落后的兵器与狂妄自大的士人来与列强的坚船利炮对抗，最终只能落得个割地赔款的下场。面对士、农，工、商、兵五等级的划分，封建等级深严的制度，日日腐朽的清王朝，我们只能埋首叹息。

在《论师范》中，梁启超指出，国之兴，在于兴学，学之兴，系乎教师，教师是学生心目中的上帝，其道德文章对学生影响很大，因此，教师的作用举足轻重。所以，“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主张：“一须通习六经大义，二须讲求历朝掌故，三须通达文字源，四须周知列国情状，五须分学格致专门，六须仞习诸国言语，”从京师到各省府州县，遍设小学堂，同时辅之以师范学堂。小学堂之教师由师范学堂之学生充任，以小学堂教学之效果，来检验师范学堂教学之效果。如此，“则天下之士，必争自鼓舞”，“十年之间，奇才异能，遍行省矣。”

在《论女学》中，梁启超提出了“欲强国必由女学”的惊人之论。梁启超列举了世界诸国之女学状况，指出，女学最盛者，其国也最强，美国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也次强，英、法、德、日诸国是也；女学衰微者，则其国得存已为辜事，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梁启超说，到了太平之世，国界、种界、兵事全无，男女也无有分别，男女“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而无或能或不能之别，故女学与男学必相合”。 因此，梁启超于当时中国妇女并受身心二重戕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指出，中国妇女不仅深居闺阁，足不出户，以致“独学无友，孤陋寡闻”，未可作诗填词，无论实学，而且要蒙缠足毁体之害，所以，“缠足一日不变，则女学一日不立”。打破了我国“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千古局面。

3、思考与感悟。

 唐太宗曾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一直是我国的政治家、改革家所借鉴的方法。自我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它为我国改革开放提供了大量的人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促进了我国现代化的发展。因此，教育制度的改革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极为重视的国民问题。

在《学校总论》的最后，专门论述了教育经费问题。梁启超指出，没有教育经费，学校之议无异空纸，所以，“今国家而不欲自强则已，苟欲自强，则悠悠万事，惟此(指筹措教育经费)为大，虽百举未遑，犹先图之”。所以，梁启超沉痛地疾呼：如果今日仍不图举，则“恐他日之患，其数倍于今之所谓二万万者，未有巳时。”从《论科举》、《论师范》、《论女学》和《论幼学》中，都可以看到这些都是现我国所重视的问题，由于我国进入改革深水区后，我国的国民经济迅速的发展，金钱至上的观点都在腐蚀着人们的灵魂，道德滑落、人心冷漠。我国的教育方面的问题接踵不断，不论是在教师的素质层面，还是幼学的大力发展，不管是中小学生的升级考试，还是硕博研究生的选拔等都是与《变法通议》有相似之处的，但是《变法通议》把兴学校、育人才作为变法的根本，把教育作为开民智、兴民权的基础。它所表达的重视教育的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但是，它只揭示了造成中国人才缺乏、民智未开的教育原因，却没有从更深一层看到造成中国教育落后的政治原因，这是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所表达的教育思想的局限性之所在。所以在我们当今的改革中，我们要统筹兼顾，我们不仅要看到我们教育的不足之处，同样也要看清我们的国情，我们的改革不能照搬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发达国家的制度，我们要从实际出发，一点一点的使我们的教育制度，使我们的综合国力等方面提升，让我们的国人以我们的国家引以为豪。

所以在面对我们如今的深水区改革与当时清末千年不遇之变革不同的时代背景时，我们在改革时都要用发展的、长远的眼光看问题，不能就简单的一言以蔽之。虽说“以不变亦应万变”是千古流传下来的哲学道理，但是在变革之际，改革之时，我们要当变则变，以“变”而取胜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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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终生热衷于政治，却又是开风气之先的学问家，他深刻影响了几代学人的思想和著述，被一些学者尊为近代知识分子的最高峰。在梁启超去世后的90年里，对他的研究、评判和解读从未终止。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绕不开的“关键先生”，无论研究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还是文学史、教育史、新闻史，离开梁启超，都无从谈起。

能在一个时代深刻打上自己烙印的人物，通常都充满争议性或者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正是历史的迷人之处。他于昔日所提出的诸种问题，并未被时间完全解决，他的一些理想仍然是国人未竟的事业。

（在梁启超逝世90年后，借助《梁启超全集》出版的契机，海峡两岸的数十位学者齐聚北京，以“启蒙先驱 文化巨擘”为题展开座谈。本文根据部分学者的现场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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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曾经处于时代中心的人物，已被掩埋在历史深处，不再引起今人的兴趣与关心。但梁启超不同，起码，到现在为止，梁启超并没有离我们远去。探求个中原因，可以发现，世人对梁启超尽管有多种概括，诸如政治家、思想家、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等等，不过，若从根本而言，实在只有“启蒙者”的称号对其最适切。无论前期的从政、办报，还是后期的讲学、著述，也不管面对士绅，抑或面对学子，“开通民智”始终是其一贯不变的追求。其所启悟的思想、学理固然不乏专门，却多为现代国民所应了解与实践。何况，与其师康有为的治学三十岁后“不复有进”不同，梁启超“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节)。谓之“善变”也罢，“与时俱进”也好，直到去世，梁启超留在时人印象中的“仍是一位活泼泼的足轻力健，紧跟着时间走的壮汉”(郑振铎《梁任公先生》）。他所写下的带有启蒙气息的巨量文字，今日读来照样新鲜感人。其年轻时的自我期待“著论求为百世师”（《自励二首》其二)，也大可如愿以偿。

胡适眼中的梁启超，“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家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1929年1月20日胡适日记)，此说最传神。而能够拥有林长民、蒋百里、张东荪、张君劢、丁文江、徐志摩等一班俊彦爱戴的梁氏，其人格之光明磊落亦可想见。而其“善变”虽也会遭人诟病，但在梁启超本人，都是出以真诚，“无不有他的最强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非如政客的投机逢迎、朝三暮四。况且，即或在变中，梁氏也自有其不变的坚持在，如郑振铎指出的“爱国”宗旨（《梁任公先生》），如我前面提及的启蒙立场。梁启超又自称“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学问之趣味》)，这让他做起事来总是兴会淋漓，富有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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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就积极宣传维新，撰写了《变法通议》等一系列极富鼓动性的檄文，指出“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他曾经是君主立宪制的积极拥护者，反对清王朝的封建专制体制，反对“以一人而夺众人之权”，强调人人有自主之权。他把历代帝王斥为“民贼”，说“数千年之民贼，既攘国家为己之产业，絷国民为己之奴隶”，认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因而呼吁伸民权、设议院。维新变法的失败，刺激他对封建专制制度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指出国家不是君相之私产，而是国民之公器。

他认真研究了西方世界的工业组织托拉斯，称赞其为“以最小率之劳费，易最大率之利益”之“生计学”，是最普遍、最宝贵之工业法门。他还从理论上探讨了如何增值国民财富的问题，指出生利者多则国富，分利者多则国贫。在他看来，当时的四亿人口中，“分利”之人占了一半以上，“国何不贫？”所以，他提出，要富国必须减少单纯消耗、不事劳动的“分利”之人，同时增加从事生产劳动的“生利”之人。他揭露和批判清政府出卖主权换取外汇的做法，对利用外债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分析，认为外汇利用得好可以加速经济的发展，利用不好则会被债权国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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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的《饮冰室合集》，是在国家动荡不安、政治上遭受打压的情况下出版的，当时能出版那样一套文集，非常了不起。然而，这套书在1949年后的很长时间内没有再版，这跟对维新派的认识偏颇有关。

过去因为种种原因，梁启超被认为是拒绝革命的保守派，其实，他一直保持着对时代的敏感性。《欧游心影录》被说成是他后退的典型，但正相反，今天看来这本书恰恰是他保持前沿思考的一个突出例证。他到欧洲各国走了一趟，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特别是前面两万字左右的《中国人的自觉》提出了十几个重要命题，指出我们不能光做中国人，还要做世界人。欧洲发生了世界大战，说明欧洲肯定有它的弱点，中国人不能简单地照搬欧洲，中国文化肯定也有其优点，我们中国人要有所自觉。他主张中国人要引进和吸收西方文化，借助西方文化来提升改造中国文化，然后再拿新的中国文化回报世界。如今来看，这种观点并没有过时。相反，在某种程度而言，他的这种理想已经实现，可见他是一个出色的预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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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中国近代有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那么这个人一定是梁启超。中国近代的很多思想观念和学科知识，都是由他最先介绍进来，从而得到延伸和发展的。他不是某个部门的专家，而是百科全书式的启蒙者。

梁启超的一生，就政治而言，最核心的思想是坚持立宪，引进现代国家观念，主张限制公权力。中国传统的国家观念认为皇帝是“天子”，是“慈父”，而国家相当于一个大家庭，所有的人都是“子民”，“子民”不能脱离国家，这是一种无法摆脱的伦理关系。而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提出，国家权力不是来源于天，皇上也不是父亲，我们可以和他脱离关系——“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如果选举出来的人不能为我们服务，那我们就可以把他换掉，这实际上是霍布斯的理论，但在皇权神圣不容置疑的时代提出来，是具有震撼性的。

此外，梁启超还大力宣扬纳税人的观念，说我们不应当感谢皇帝，因为是我们养活了他，就像我们养活了一个保姆。我们把钱给保姆，如果她不为我们做事，那么就可以把她辞掉。从戊戌以后，梁启超就一直强调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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